數據顯示，中國約60萬的行政村里有數百萬農村基層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監管，加上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土地開發帶來的巨大利益誘惑，“小村官、大腐敗”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期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高立莊，北京西南四環的一個村。每天，南方進京的動車從這里呼嘯而過。盡管沒有支柱產業，但“生”在首都，土地就成了這個村最大的本錢。以“土”換“金”，城鎮化飛速發展為村民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陳偉杰也因“村官”身份，成為了“土地爺”。身為村干部，在“金土”交易面前，他連連失守。

　　坐地生財，廉潔底線失守
　　當權力與土地利益結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會倍增。一旦廉潔底線失守，權力就會成為失控的惡魔，把人推向腐敗的深淵。

　　陳偉杰，北京市豐臺區花鄉高立莊村原黨總支委員，高立莊村投資管理公司原董事長兼總經理。2014年9月1日，陳偉杰因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1971年出生的陳偉杰是改革開放浪尖的一代。初中文化的他，也曾吃苦耐勞、踏實肯干。由于政治素質過硬，再加上頗具經濟頭腦，陳偉杰很快被委以重任。高立莊村黨總支委員、高立莊村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007年，36歲的陳偉杰走馬上任。

　　剛上任的時候，陳偉杰也懷有一腔熱情，理思路、謀發展。但伴隨著土地資源市場價值的激增，陳偉杰權力的“含金量”也不斷增加。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他發現，往日名不見經傳的村民一夜之間得到了少輒幾百萬，多輒上千萬、上億元的補償款。

　　牛車瓦房，豪車豪宅——巨大的反差讓陳偉杰這個“土地爺”有了坐地生財的欲望。在“金土”交易的不斷刺激之下，在滿目豪奢的物質世界里，陳偉杰的世界觀、人生觀發生偏移，拜金主義思想開始膨脹，私欲開始填補他的心靈空白。

　　出借村集體資金1.9個億、幫助企業貸款11個億，索賄240萬元。“拿了這么多的錢，肯定跟幫過他們公司有關，整體上是對應的。”獄中的陳偉杰如此剖析自己。他認為，這些靠拆遷獲利的“土豪”們是靠著自己才發財的，他理所當然該分一杯羹。

　　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開豪車、住豪宅——為了實現自己的“土豪”夢，陳偉杰的廉潔底線逐漸瓦解，喪失了理想信念，徹底迷失了人生方向。短短7年間，他就利用職務便利，在舊村改造、征地拆遷等業務中，多次向孫某、劉某、潘某等人索取賄賂，共計人民幣1625萬余元。

　　“這就是資源性腐敗——從村集體的土地、礦產和林業等資源中謀利。”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說，“而且，越是涉案金額大的村官腐敗，越是和資源關系密切。”在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撰寫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中，村干部貪腐問題最突出的共性便是與土地利益的關聯性極強。

　　浙江省永嘉縣新橋村原村委會主任余乾壽，在拆遷和安置房項目中，貪賄3000余萬元；深圳市龍崗區“村官”周偉思，在舊城改造項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產公司逾千萬元“好處費”……當權力與土地利益結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會倍增。一旦廉潔底線失守，權力就會成為失控的惡魔，把人推向腐敗的深淵。

　　“我家里的4個老人身體都不好，妻子沒有工作，還要照顧3個孩子。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踏踏實實做人，絕不會再做違紀違法的事情。”審判庭上，陳偉杰聲淚俱下。可是，世上沒有后悔藥。陳偉杰終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代價，只能在囹圄中反思自己的罪行，為他人敲響警醒的鐘聲。

　　恃權輕法，法治防線失守
　　法治意識淡薄，監管乏力，權力再小，也能變成腐敗的惡魔。

　　據了解，高立莊村有三套班子：黨總支委員會、村委會、高立莊村投資管理公司。由于村黨總支委員會成員包括了村委會和投資管理公司的主要領導，所以，黨總支會議就能把主要的事情定下來。“村委會和高立莊投資管理公司很少開會了，拆遷的事情都是陳偉杰全權負責。”該村原黨總支書記說。甚至在一次出借村集體1.9億元資產的時候，陳偉杰也只需“跟黨總支書記碰了下頭，就同意了”。

　　村干部法治意識淡薄，村級組織管理混亂，這不僅為權力失控提供了機會，更為腐敗的發生埋下了伏筆。身兼村黨總支委員、村企董事長兼總經理兩職，陳偉杰集黨務、企業決策權于一身，職位不高，能量卻很大。

　　“他的房子是違章建筑，按規定可以不補償，但我還是給他補償了。”在2008年的一次拆遷中，陳偉杰違規操作使企業主劉某獲利。為此，他要了30萬元好處費。一次拆遷，要30萬；再一次拆遷，要100萬……在“土”與“金”的交易間，陳偉杰手中的權力一次又一次失控。

　　法治意識淡薄，監管乏力，權力再小，也能變成腐敗的惡魔。據調查，“村官”腐敗案件頻頻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村官”法律意識的淡薄。“村官”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對相關法律規定認識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識缺失。例如，長春市二道區崗子村原村委會主任張某，是公認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審批表、虛假協議、證明上簽過字。提審問他：“你知道你的簽字意味著什么嗎？”他回答：“村民辦事不容易，村支書讓我簽我就簽了……要知道犯罪，我說什么也不簽。”

　　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以及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經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其他村民自治法規規定，在村官日常權力運行中，民政部門管選舉、農委管集體資產和離任審計、違紀行為歸紀檢監察、土地征用由國土部門管……可謂方方面面都有監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門管理，其實是多家管理誰都沒有管理。”有學者將對村官的監管概括為“內部監督太軟，外部監督太難。”村民自下而上的監督阻力重重。“法律規定，村里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村民會議，但現在，村民自治往往變成‘村委會自治’。”支振鋒說。內部的監督，同樣疲軟乏力。記者梳理發現，在一些農村，黨組織（黨支部）、自治組織（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經聯社），多由一套人馬運作。“幾塊牌子，一套班子”導致有的“村官”身兼數職，集黨務、村務和財權于一身。陳偉杰案就是一個典型。

　　權力失控的地方，總是腐敗的重災區。但法律是一把高懸的利劍，挑戰法律者，必將受到嚴懲。如今，等待陳偉杰的是17年的囹圄之苦。

　　依法民主治村，擠壓腐敗行為活動空間
　　依法規范村級組織及其責任人的職權，健全管理制度，實行村務公開和民主決策，才能避免陳偉杰之流在監督的盲區，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繼續吞噬民脂民膏。

　　海口市5名村干部利用協助征占土地的職務便利，侵吞村民征地補償款近1300萬元；深圳市龍崗區“村官”周偉思在舊城改造項目中坐地生財，涉嫌受賄5000多萬元；北京市高立莊村陳偉杰受賄1625萬余元……

　　近年來，“村官”腐敗問題日益突出，犯罪手段及犯罪形式亦趨多樣化。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村官”違紀違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千萬的案件有12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統計發現，“千萬級村官”大多來自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北京等經濟較發達地區。12起案件中，與土地、拆遷相關的有7起。

　　蚊蠅之腐猛于虎。小官巨貪現象正成為破壞農村法治建設的一大罪魁禍首，其對社會公平正義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看，村委會主任是村民自治組織的管理者，村支書則是各級黨組織聯系9億農民的“神經末梢”。在一些人眼中，他們“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人們或許難以置信，村干部并非手握國家權力的官員，卻為何屢屢能夠損公肥私、中飽私囊？

　　除了村干部價值觀偏移，直接催化貪腐行為外，“法律法規形同虛設、民主監督流于形式，是‘村官’腐敗的重要原因。”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原巡視員曹國英表示。

　　但現實的情況是，“國家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但不少地方沒有遵照執行。”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少數村干部依舊大權獨攬，不僅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將權力轉變為謀取私利的工具。以被舉報擁有20億資產的村官周偉思為例，周偉思只是在舊村改造項目中游說拆遷戶降低補償數額，接受開發商補償條件，就得到了上千萬的好處費。

被舉報坐擁巨額資產的“村官”周偉思。

　　權力監管乏力，法律執行缺位，村級組織負責人又不自律，農村法治與“村官”廉潔怎能實現？！試想一下，如果村民自治的法律落實到位，“村官”們豈敢恃權輕法；如果權力監管能夠及時跟上，“村官”腐敗的局面何至于如此。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曹國英認為，村干部自身形象，特別是為民服務是否廉潔公正，直接決定廣大農民對黨和政府的看法，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基層的形象。因此，預防“村官”腐敗，建設一支勤政、廉潔、高效的村干部隊伍，對維護農村基層政權的穩定，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意義重大。

　　“要實行依法民主治村，擠壓腐敗行為活動空間。”曹國英強調，只有依法規范村級組織及其責任人的職權，健全管理制度，實行村務公開和民主決策，維護村民合法權利，才能避免陳偉杰之流在監督的盲區，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繼續吞噬民脂民膏，破壞公平正義甚至社會穩定的根基。

　　同時，要加大案件查處力度，鄉鎮黨委要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大力支持紀委工作，對群眾反映的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要認真核實，做到件件有落實，件件有回音。對村干部的違紀違法案件，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遷就，該處理的處理、該處分的處分、該法辦的法辦。對重大典型案件要及時通報，形成震懾，使村干部不敢貪、不敢腐。（記者曹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