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保定體育場公審劉、張大會現場。本報資料照片

位于天津市馬場道54號的“劉公館”如今已是中國農業銀行的營業部，雖內部結構已完全改變，但從外觀上，依然能夠看出當年的奢華。周聰聰攝

“石家大院”的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中保留的劉青山辦公室，與同時代辦公室相比，已算奢侈。周聰聰攝

1952年2月10日，伴著兩聲振聾發聵的槍響，歷經硝煙炮火的革命功臣劉青山、張子善倒在了新中國反腐第一槍下。中國共產黨用響亮的槍聲向世人表明了反腐肅紀的決心和勇氣。

匆匆一甲子，如今，當年公審劉、張的保定體育場正在翻修，嶄新的涂料和剛剛澆筑的水泥路面令人再難分辨出當年的老舊模樣；行刑的保定大校場則已變作保定軍校廣場，成為保定人茶余飯后的休閑娛樂之所。諸多變化令公審大會的歡呼聲和行刑的槍聲愈漸遙遠，然而逝去并不意味著淡漠，恰恰相反，時間愈是久遠，人們的思考越發明晰、厚重。

翻閱塵封的檔案，品讀業已泛黃的報紙，在鐵腕反腐風暴強勁的今天，我們重新打撈還原那段歷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貪腐數額之巨、性質之劣中理解當年的憤怒；在驕奢淫逸的背后，追根溯源其瘋狂滋長的溫床。讓新中國反腐第一槍的槍聲洞穿六十余年的時空，再次發出震懾回響。

貪欲難填

171萬多元在當時可購買黃金近一噸

作為曾經見證審判這一大案的城市，60多年后，隨著親歷者的相繼去世，對于劉、張案件的了解，很多人僅僅限于“新中國反腐第一案”的概念了。但查閱劉、張案的判決書，記者卻仍然為兩人的罪行而心驚：

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時間里，劉、張利用職權盜竊機場建筑款、救災糧、治河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及剝削克扣民工工資、騙取銀行貸款等共達171.6272億元舊幣（約折合人民幣171.6272萬元）……

也許對于今人而言，171萬多元的數字并不巨大，但按當時的幣制標準和市場物價指數換算，這筆錢可算得上巨款。

資料顯示，當時每斤面粉0.103元（今人民幣，下同），大米0.094元，小米0.075元,玉米0.05元，花生油0.45元，鮮豬肉0.57元，雞蛋每個0.04元；1953年國家救濟標準：每月一口人5元；兩口人8元；三口人10元；三口以上每增加一口人，增加2元；每戶最高不超過15元。由此可見，171萬多元在當時是個多么驚人的數字。

如果折合成黃金，171萬多元在當時可以購買將近一噸！

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曾為志愿軍捐獻了一架米格15戰斗機。這架價值15.27億元舊幣的戰斗機是這位著名豫劇大師拿出多年積蓄，賣掉香玉劇社唯一一輛卡車和自己的房子，帶領59名演員吃大鍋飯、睡地鋪，通過180多場演出才籌到的。而171萬元足可購買米格戰斗機11架。

“數額巨大并非劉、張被判死刑的唯一原因，最重要的是二人的罪狀條條都觸犯了‘高壓線’。”作為天津地方志原辦公室主任，郭鳳岐對原為天津地委書記、天津地區行署專員的劉、張報道頗為關注，但令他遺憾的是“當時多數人只關心數額之巨，卻忽視了對其惡劣性質的解讀”。

原天津地區處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勢低洼，洪澇不斷。河北省于1950年、1951年連續采取以工代賑方式，治理這一地區內的河流洪澇。以工代賑是指群眾出工治河、國家按工發放糧款補貼。“這無疑是國家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既治水又給受災群眾以救濟的應急之法。”郭鳳岐解釋道，“然而，他們卻借機建立河工供應站撈錢，不顧百姓死活！”

為完成時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賺三十個億”的要求，時任天津地區行署專員的張子善親自主持提高糧、油、菜價，使之均高于市價，大肆剝削民工；供應站以壞糧當好糧賣，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治河民工因食品惡劣，致病、殘以致死亡的，據了解不下十人。

更令郭鳳岐無法理解的是，劉、張為圖暴利，竟開具天津軍區司令部執照，派人冒充軍官，到東北盜運當時國家嚴格限制購銷的木材4000立方米；擅自挪用修建武清縣楊村飛機場專用款，使機場建設陷入窘境。“當時正值戰爭時期，楊村機場可是軍用機場，這種罔顧國家安全的事兒他們都敢干。”

在二人的罪行中，有一條是“盜竊救濟糧4億元”。

郭鳳岐向記者介紹了背景：當時天津地區水災嚴重，災民眾多，而且新政權剛建立，資本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中央只得從東北調集糧食救援天津地區，“放到現在盜竊救濟糧都是大罪，更何況當時的國情。”

對于當時的國民經濟困難情況，如今已90歲的河北日報老記者趙輝林記憶猶新。1951年冬，他曾跟隨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楊秀峰到遭水災的滄州、天津、唐山地區視察。“地上的水全結了冰，村子就像孤島，汽車根本沒法開，我們只能坐著自制的冰滑子走。”

如今，趙輝林家的相冊里還保存著一張冰滑子的照片，“受災的百姓吃的都是菜窩窩頭，連棒子面都舍不得多放。”

補償心理

“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

“亞米茄手表一個”、“羅萊克司手表一個”，在天津檔案館館藏檔案的一份“天津專區往來清單”里，名表見諸紙端。羅萊克司為勞力士的舊譯，根據記者查到的一份1954年進口手表標準品零售價格表顯示，當時兩款手表價位均列“一類一等”,售價分別為450元和550元（人民幣新幣）。

“T-234卡車一輛，4億2000萬元；克雷斯房車一輛，1億7700萬元；別克房車一輛，1億5000萬元；克雷斯洗車費，15萬元……”清單內容印證了《劉青山、張子善盜竊國家資財的罪行》中所提到的：生產管理處前后共買汽車七輛，用款近12億。為買汽車曾派人去香港、廣州三次，買來1950年出品的美制高等臥車。

“表叔”“豪車”這些現代意義上的貪腐調侃放在劉、張二人身上同樣合適。追求生活上的奢華享受，無疑是古往今來貪官污吏的一個共性。

當年的天津地委、行署辦公場所設在天津以西30公里楊柳青鎮的“石家大院”，如今這里一直在進行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

在展示劉青山生活奢侈時，展牌上的一段故事發人深思：抗戰勝利前后，時任分區黨委書記的劉青山就因隔夜的燒雞成色不好，整只扔掉；解放戰爭勝利后，當了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大冬天要吃韭菜餡餃子，但又怕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廚師愣是想出了辦法：包餃子時把韭菜露在外面，等餃子熟了再把韭菜抽出來。甚至，劉青山還墮落為癮君子，在常委會上公開吸毒。

不過頗為諷刺的是，雖然劉青山的照片和資料每天在大院里被作為反腐教育素材展覽，但在擔任天津地委書記期間，劉卻絕少出現在這座有“華北第一宅”之稱的大宅院里。劉長期以“養病”為由住在天津市馬場道一棟典雅考究的二層小洋樓內，該樓因此得名“劉公館”。

“劉公館”位于天津市馬場道54號，馬場道是現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此地曾為英租界，一座座風格迥異的小洋樓鱗次櫛比。馬場道54號如今已是農業銀行的營業部，雖然內部結構已完全改變，但從外觀上，依然能夠看出當年的奢華。這座磚混結構的樓房，為英式別墅住宅。首層兩側是半圓轉角造型，帶鐵欄桿和水泥清水墻面的陽臺，還有一個巨大的院子。

至于張子善，僅從其公款“參觀”妓院、每月吸高級香煙八至十條，擅自動用地方糧款9億元舊幣買5輛汽車來看，比劉青山毫不遜色。

“老子們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樣！”

這句話是劉青山的口頭禪，不僅所有奢華享受被其看作“揮霍有道”，甚至劉還試圖建立“唯我獨尊”的封建統治秩序，儼然“土皇帝”。人民日報1952年1月4日三版黨的生活《河北省天津專區級機關全體黨員連續討論揭發貪污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的罪行》報道：天津專區曾出現所謂的“劉青山思想”，因為劉一直標榜：“我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天津地區的具體化!”張子善則說天津地委內只能有“一個頭”、“一個領袖”。在“七一”紀念大會上，有人竟高呼“向英明的領袖張專員致敬”。而張不但不加批評和禁止，反而對此人予以表揚。

“好鋼用在刀刃上，花錢花在桌面上。”為了方便貪腐，拉攏同黨，劉、張大行賄賂，天津檔案館一份“天津專區生產管理處招待費的幾點說明”提到：（招待看戲）多是小吉普車接送，看戲回來，有人晚上12點還要點心，又馬上派人坐小汽車去買；張子善帶20人去洗澡，一次便消費45萬元。“說明”中提到：生產管理部反映，生產管理處是干部的小菜園，變成招待所，大干部是接客招待員，小干部是招待跑腿員，整天忙著招待。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進入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的第一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和“兩個務必”的重要思考。

“打碎一個舊世界可以用一個早晨，但轉變世界觀卻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郭鳳岐看來，劉、張的蛻化速度之快充分證明：職務高低、工作能力強弱并不意味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改造與否，這也是黨需要研究的一個永恒課題。

權力失控

“我是頭，有事只許和我談。”

劉、張兩年內搜刮巨額財富揮霍浪費，緣起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機關生產”。由于恢復國民經濟步履維艱，加之抗美援朝戰爭令全國經濟雪上加霜，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發起了機關生產活動，借以彌補國家財政的不足。但劉、張卻令這條富國之路變成了二人的生財斂財之道。

為了“搞好機關生產”，劉、張甚至勾結奸商、牟取暴利。

1952年2月16日的《東北日報》曾披露：一個名叫張文義的女商人和劉青山搭上關系，借劉的影響和天津地委生產管理處做起了生意。張文義賣給天津地委生產管理處一批復寫紙，自己賺了9600萬元。隨后，她又當起中介，介紹吉林省財政廳駐天津推銷處用更高的價格買下這批復寫紙。而張文義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財政廳駐天津推銷處的供銷科長。一出預謀好的“雙簧”，一買一賣賺出的1.3億元“利潤”，就這樣入了劉青山的腰包。

類似這樣輕易獲得的豐厚利潤，讓作為當時地委、行署“一把手”，獨攬財政、人事大權的劉、張胃口越來越大。1951年，他們私自挪用公款49億元，交給張文義購買馬口鐵。而這筆錢被張文義存入銀行生息和進行其他的倒買倒賣，最終導致了21億元的重大損失。

他們還告訴縣里，動用地方糧不用告訴專署，只用口頭批準，不形成文字。并告訴機關生產負責人：“我是頭，有事只許和我談。”

而機關生產獲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潤，成了劉、張任意取用揮霍的“私人金庫”。僅有據可查的貪污揮霍開支所謂“特費”達3億7800多萬元。

張子善上梁不正，工作人員上行下效，在天津檔案館，一份“天津專區生產管理處招待費的幾點說明”中提到：本處干部請本處干部在外吃館看戲回機關開支，在外工作看戲吃館回機關開支，本人請本人吃館看戲回機關開支。

當時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財政廳廳長馬力曾針對此案在河北日報發表檢討文章，提出關注財政工作上的預決算制度：檢查收支情況，必要的抽查科目和檢查原始單據，是非常必要的。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省委黨史研究室二處副處長冉世民援引孟德斯鳩的話，一語道破權力約束的必要。

“劉、張所以能貪腐，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初創時期各項制度不健全令其有可乘之機。”據省委巡視辦專職副主任李清懷介紹，隨著貪腐情況頻出、與民爭利現象嚴重，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黨政機關經商辦企業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

“隨意挪用、撕毀欠條這樣的財務亂象在當下幾乎很難出現。”省委巡視辦副主任張軍田介紹說，劉、張式的挪用、截留、套取專項資金已成為非常低級的犯罪手段。如今“一把手”權力正不斷受到制約和監督。尤其是各黨政機關實行現代財務管理，財務管理由原來的“一支筆”變“多支筆”簽字審核，“大大降低了個人運作空間”。同時，張軍田介紹，現在熟悉財政財務，精通查賬的審計機關，對領導干部在經濟決策、經濟管理等經濟責任方面審計監督，“一查能把賬查個底兒掉！”

“領導滿足于訂計劃、看報告、下指示，卻疏于檢查。”在《沉重的責任，慘痛的教訓！》中，楊秀峰曾對此事做了深刻反思，并表示張子善“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專門偽造證件寫假報告，譬如上面問干部強迫命令情況，他提筆就寫出該專區犯命令主義錯誤者有若干人；明明國家糧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報告冊子中還仍舊存有這筆數字”。

強力反腐

“我們槍斃的這個劉青山，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那個劉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劉青山。”

“機關生產的事情，不許告訴李克才。”劉、張的劣行，激起了天津地委工作人員的不滿，對于抵制最堅決的時任天津地區行署副專員李克才，二人起初遇事能瞞就瞞，后來便干脆采取孤立政策。

1951年10月的一天，幾次檢舉揭發不得的李克才再次向省委舉報劉、張，終于揭開了新中國反腐第一大案的蓋子。

2001年6月30日，被譽為共和國反貪第一人的李克才逝世，享年84歲，令人敬佩的是，在近80歲高齡時，李克才還曾向中央寫下一封舉報信，促使時任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平義杰被依法查處。

劉、張案發時，我國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對二人的處理，既無明確法律依據和量刑標準，又無現成的案例可供參考。最終是黨中央做出了嚴懲的決定。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據調查和偵訊結果，向中共中央華北局提出了“處以死刑”的處理意見。華北局隨即向黨中央作了報告，原則上同意河北省委的處理意見，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個括號“或緩期二年執行”。

收到華北局報告后，黨中央專門開會研究對劉、張的處理。毛澤東看到報告后許久沉吟不語。周恩來便問：“主席的意見呢？”

毛澤東說出了兩個字：“死刑。”

周恩來又問：“萬一有人出面講情呢？”

毛澤東又說了兩個字：“不準。”

1951年12月下旬，中央做出正式處理決定前，曾委托華北局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屬部門對劉、張二犯量刑的處理意見。

在石家大院的展覽中，對意見結果做了詳細展示，“參加討論的552名黨員干部的意見是：對劉青山同意判處死刑的535人，對張子善同意判處死刑的有536人。”

判決劉、張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在一版顯要位置報道了公審大會的消息。而這篇報道的出爐，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案發前，劉青山剛出席了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會，并當選了常務理事，《人民日報》曾有報道。對于沒過多久，又要發表劉青山被處決的消息，報社擔心會在國際社會產生不好影響，一位報社領導建議，將劉青山的“青”加三點水，寫成“劉清山”，讓人以為是兩個人。

但就此事請示毛澤東時，他干脆地說：“不行！你這個三點水不能加。我們就是要向國內外廣泛宣布，我們槍斃的這個劉青山，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那個劉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劉青山。”

時隔60余年，作為當年河北日報的一名記者，趙輝林仍對當年公審劉、張的情景記憶猶新：“上萬人的會場內靜悄悄的，除了審判員的聲音，再沒有一點別的動靜。”

趙輝林說，與靜相對應的，是人們心中深深的震撼，既為高級別干部觸犯黨紀國法而痛心，又為黨和政府反腐力度之大而振奮。“物必先腐，而后蟲生。無論何時，反腐敗都是干部群眾普遍關注的重大政治社會問題，如今，鐵腕反腐風暴重典治亂、猛藥去疴，勢必能夠肅黨紀、贏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