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江區六名村官貪污挪用一千二百萬元，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圖為涉案的東山頭村會計周國興在法庭受審。椒紀攝

在人們的觀念中，腐敗的嚴重程度往往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但近年來，一些村干部相互勾結，沆瀣一氣，造成的惡劣影響并不亞于位高權重者。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查處的東山頭村6名村官貪污挪用1200萬元的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

6名村官貪污挪用1200萬元

涉案的6名村干部，一個是村黨總支書記，一個是村委會主任，還有村黨總支委員、村委會委員……這些原本應該帶領村民謀發展、奔小康的領頭雁，卻不斷蠶食、挪用村集體各種資金達1200余萬元，刷新了當地村官腐敗案件涉案金額紀錄。

幾個小小的村官，何以能蠶食、挪用千萬元資金？

東山頭村在當地一度是個明星村。因為靠近市區，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該村發展迅速，早在2011年，全村就實現經濟總收入2.5億元，村集體可分配收入250萬元。

今年52歲的周大興，在2014年案發時已在村里當了20多年村黨總支書記。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浙江四星化妝品實業公司老總，這家他個人的公司曾在當地赫赫有名，但據稱“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出現虧損”。

一方面是被外界傳聞已經出現經營問題的公司，一方面是蒸蒸日上的村集體經濟，雖然有村民對此“不放心”，但是周大興仍然牢牢把持著這個位置，并逐漸把幾個村班子成員串到一條利益鏈上，這也為后來村“兩委”班子的集體腐敗埋下了伏筆。

據知情人透露，除周大興開有公司外，村里其他干部也在做生意，如2008年當選的村委會主任徐道明，就經營一家石子場。

一邊是做生意資金緊張，另一邊卻有大筆集體資金觸手可及，問題由此而來。雖然根據村里財務規定，該村2000元以上至1萬元的用款，需由村委會主任和村黨總支書記簽字審批，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由村“兩委”聯席會議討論決定，重大事項須經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但這在一個已經相互勾結的“班子”眼里，要繞開實在太簡單了。

2010年3月，周大興等人直接以徐道明的名義，以編造的環保工程款為由，先后挪用兩筆村集體資金，合計60萬元。半年后，他們再次編造暫領農村自建小區建設經費的理由，挪走了大筆資金……3年間，他們冒領村集體資金25筆。

據這起窩案的另一關鍵人物——被另案處理的村會計，同時也是村辦企業東山頭實業總公司出納兼會計的周國興交待，他利用保管公司資金及賬務的職務之便，先后將該公司向銀行貸款及向村民收取的建房戶代辦費、地級差價款等資金，共計441萬多元占為己有。

把公款當作自己的錢裝兜里

談起這樁案件的辦理過程，椒江區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村官貪贓的“任性”讓他印象深刻，個別村干部把“管理權”混同“所有權”，把集體資產當作個人財產，把村辦實體當成個人公司，在管理上搞“家長制”，從而導致了一連串的腐敗問題。

做了多年村干部的周大興，早就是群眾眼里的“土皇帝”。而他逐步利用宗族勢力，大權獨攬，“一手栽培”村“兩委”班子，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把村里的錢當成了自家財產。

或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僥幸，或是抱著“不同流則可能逆向淘汰”的心理，這些各懷鬼胎的村干部，把貪腐當成“自己人”的標準。

椒江區紀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村委會常常是監管的末梢，雖然也有相應的制度，但是一旦發生村干部扭成一團，在違法亂紀的過程中相互縱容、包庇，監管必然會出現盲點。”

“權力離開了監管，自然就會膨脹，這是村官敢犯案、頻犯案、犯大案的根源。”一份村官腐敗調查報告指出，普通村民只顧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基本不過問村里的事，監督意識也不強，即使有“挑事”的“刺頭村民”，也多被村干部以一些小恩小惠安撫。

基層監督關鍵要落到實處

面對“村官抱團腐敗”，必須引起深入反思：集體腐敗何以暢通無阻？是什么讓內部監督失效、外部監督難以介入？

“權力過于集中，群眾知情權沒能得到充分保障；財務制度不健全，監督制約不力……這些都是存在的問題。”椒江區紀委負責人表示。

有專家指出，農村現在普遍實行村賬鄉管制度，其目的是加強村級財務管理和監督。但是在執行上，鄉鎮農經部門未能很好履行職責，對村級大額支出沒有嚴格審核把關，僅僅是為村里“記死賬”，違背了制度的初衷。

財務公開和民主理財，也成了一道虛設的關卡。財務公開完全照搬會計賬表的方式，對于公開的內容，即使是專業財會人員也不一定看得懂。群眾完全不明白村里財務收支情況，影響了村民對村務、財務的及時有效監督，致使村集體財務公開形式化。

椒江區紀委相關負責人認為，要有效防止和減少農村腐敗案件，必須強化鄉鎮黨委的主體責任和鄉鎮紀委的監督責任，全面改進村賬鄉管、村務公開等制度，充實鄉鎮紀委的力量。同時，要充分發揮村務監督委員會的作用，讓監督像陽光一樣無處不在。（記者顏新文 通訊員 呂玥 王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