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短短一個片段，但歷史的價值和意義，不能用時間長度來衡量。1921—2016，風雷激蕩的95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砥礪奮進，開創驚世偉業，譜寫輝煌篇章，推動一個曾經山河破碎、幾近亡國滅種的國度實現獨立、走向富強、邁向偉大復興。
站在重要節點叩問，中國共產黨何以具備推動歷史進步的強大力量？因為她有鐵一般的信仰和信念，是用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用崇高理想凝聚起來的先進的黨；她有鐵一般的紀律，用嚴明的紀律保證8800多萬黨員團結統一，使自己的肌體永葆純潔健康；她有鐵一般的擔當，以民族復興為己任，一切為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歷史和人民是嚴格的，只選擇最為先進、最有力量、最能擔當的政黨承擔使命。歷史和人民是公正的，其作出的結論是，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中國共產黨。
堅定的理想信念，為共產黨人挺起了堅不可摧的精神支柱、注入了堅忍不拔的強大精神動力
哲人說，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是高懸在我們頭頂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高貴信仰。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一論斷就是其95年歷程的真實寫照。
李大釗，曾是生活優裕的大學教授，每月數百元大洋可養活四五十口人，卻以生命之鐘撞響舊中國的黎明。他在絞刑臺上沖劊子手斥道：“不要以為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共產主義！”
瞿秋白，曾是才華橫溢的柔弱書生，本可為淵博學者、文化巨匠，卻身化利劍刺向黑暗。他神態自若地走向刑場，沿途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到達羅漢嶺，選一草坡坐下，對劊子手微笑點頭：“此地甚好！”飲彈灑血。
趙云霄， 1928年9月被捕，時已身懷有孕。1929年3月26日，她給出生僅一個多月的女兒喂完最后一次奶后，慷慨就義，時年23歲。她在給女兒的遺書中寫到：“你的父母是個共產黨員，希望你長大后好好的讀書，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樣死的……可憐我的小寶寶。”
劉仁堪，共產黨員，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在養育他生命的江西蓮花縣，在摯愛的親人面前，被敵人割掉舌頭的他，用腳趾蘸著淌到地上的鮮血，寫出“革命成功萬歲”……
革命戰爭時期，究竟有多少共產黨人血染神州大地？解放初期曾進行過全國性的普查，當時頒布的數字是：全國有210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各地紀念堂（館）在冊有姓名的只有160萬，有1940多萬革命先烈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共產黨人的犧牲為了什么？為名、為利、為升官、為發財？都解釋不通。唯一可以解釋的是，為了自己心中那崇高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了自己那堅定的實現民族獨立、振興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
不僅是血雨腥風的革命年代，在激情燃燒的建設歲月，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時期，為了心中的信仰和理想，一代代共產黨人“斷頭流血以從之”、“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
青海，金銀灘草原，中國原子彈誕生的搖籃，簡陋到靠一口大鍋翻炒出引爆原子彈的炸藥。進行冷爆實驗時，面對極可能發生的危險，基地第一負責人李覺將軍搬把椅子坐在轟爆塔下，對塔上插雷管的工人說：“你盡管大膽插！插好了，咱倆一起離開！”
羅布泊，鄧稼先奉獻生命的地方。他在美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９天后回國，６年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回首往事，他的夫人許鹿希說：“在舒適生活、學術成就與祖國‘兩彈一星’事業之間，他毫不猶豫地勾下最后一個選項，艱苦、危險、無名無利乃至長年夫妻分離，一切在所不辭。”
河南蘭考，焦裕祿倒在了帶領百姓治沙的路上；西藏阿里，孔繁森把摯愛灑在雪域高原；安徽小崗，沈浩的遺愿化作春風吹綠大地；巴山熱土，王瑛的丹心映透紅葉滿山……
無數優秀共產黨員用生命、熱血和先進的行動，詮釋了一個必然邏輯，凝結成一條寶貴經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概括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95年來，正是靠著理想信念這個強大的精神支柱，我們黨歷經風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取得新的勝利。我們不但使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而且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的生機和活力。
志在頂峰者，不會半坡退卻；信念迷失者，必有歧路彷徨。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始終堅持下來成為黨的領導人，有的英勇犧牲，有的中途脫黨，還有的墮落成為黨的叛徒。大浪淘沙，考驗的是信仰和理想的堅定與否。
回望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
歷史走到今天，可以充分肯定，當前我們大多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是堅定的。但同時也要看到，有些黨員干部存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問題。有的懷疑了，認為共產主義是難以企及的幻想；有的淡忘了，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眾；有的動搖了，意志消沉，奉行及時行樂的思想……信仰、信念一旦松動，行為、作風焉能無恙？
深諳規律，直面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指出“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強調“從嚴管黨治黨，首先就要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要求“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并連續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一系列固本強基工作，為新時期共產黨人“補足精神之鈣”、“煉就金剛不壞之身”指明了方向，施出了良方。
信仰問題，意義永恒。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仍在繼續，面對“四大危險”，應對“四大考驗”，我們更該堅守信仰，堅定理想信念，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為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積累起最強大的精神力量。
共產黨人以鐵一般的紀律，保持黨的集中統一，維護黨的肌體健康，讓自己始終充滿力量
對于一個政黨而言，紀律是生命線。馬克思主義政黨尤其如此。
我們黨成立時的故事早已為大家所熟知：初在上海，會議期間有巡捕突然闖進，警惕性極高的幾位黨的開創者當機立斷，決定轉到嘉興，在南湖的紅船上通過黨的第一個綱領、完成了大會閉幕。這也說明，我們黨甫一成立，就面臨著險惡的環境。中國希望的火種在沉沉暗夜里悄然燃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扼殺在搖籃中。
先進與落后、光明與黑暗本是天敵。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反帝反封建為革命任務，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一切落后的反動的勢力不會容許這樣一個先進的政黨在中國存在。斗爭，從我們黨成立起就開始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將反動派的兇殘、將斗爭的殘酷體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共產黨依靠什么展開斗爭？一靠理想，這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二靠紀律，一個紀律嚴明的組織才有力量。不僅如此，對于當時尚顯弱小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紀律是否嚴明，直接關系著能否在斗爭中生存下來。生存下來，才能夠發展。
嚴守黨的保密紀律，是黨能在嚴酷的環境下生存的一個關鍵。據鄧穎超回憶，“四·一二”之后，1927年7月，黨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同志到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他要離開武漢的時候，才告訴我，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握手告別。”為什么會這樣，她解釋：在白色恐怖的條件下，一個行動的泄露，會給黨造成重大損失。
嚴明紀律，是黨純潔組織的重要手段。周佛海，是參加一大的13人之一。1923年他應邀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每月能領到400多大洋。周佛海因此對自己的“引薦人”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感恩戴德，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對參加黨的會議和過組織生活想來就來、不想來就不來，并不斷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黨組織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但他絲毫聽不進去。鑒于其屢教不改，中共廣東區委沒有因為他是一大代表就網開一面，而是堅決將周佛海開除出黨。黨組織的這一決定是極其英明的。屢屢違反紀律的背后，往往是理想信念的動搖、滑坡，乃至對黨的背叛。抗戰期間，一向善于政治投機的周佛海淪為臭名昭著的漢奸。
得民心者得天下，紀律嚴明才能贏得民心。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后的部隊走向井岡山。能否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決定著這支隊伍和黨的未來。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正是緣此而生：“行動聽指揮、籌款要歸公、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要賠。”紀律規定的看似都是一件件小事情，但解決的卻是民心向背的大問題。通過嚴明的紀律，人民群眾看到了黨的軍隊與舊軍閥的迥然不同，感到這才是自己的隊伍，給予全力支持，一個嶄新的紅色政權在江西真正建立起來。從這開始，紀律嚴明成為我們黨、特別是黨的軍隊的紅色基因，代代傳承，使我們黨以獨有的精神風貌和優良作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支持。“最后一口糧，做的是軍糧；最后一塊布，做的是軍裝；最后一個兒子啊，送到了部隊上。”這首當年的歌謠，連同如林的擔架、如流的推車，一起見證了億萬人民是如何一心跟著共產黨。
嚴明的紀律是黨集中統一、擁有強大戰斗力的重要保證。1981年，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的黃克誠撰文《關于黨風問題》，文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就用個電臺指揮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聲音，沒有什么人懷疑或質疑，大家都自覺地執行延安的“嘀嗒、嘀嗒。”而在西柏坡，這一堅決服從黨中央的決定、決議，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確保黨集中統一的政治優勢更是發揮到極致。三大戰役期間，面對國民黨強大的800萬軍隊，黨中央向各地區、各戰區發出408封電報，“只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
……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嚴明的紀律歷來是我們黨的一大優勢。歷史證明，什么時候黨的紀律嚴明，黨的戰斗力就會增強，黨的事業就會蓬勃發展；什么時候黨的紀律松弛，黨的戰斗力就會削弱，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革命戰爭時期如此，建設、改革開放乃至以后的歷史時期，同樣如此；我們黨弱小時如此，發展到擁有8800多萬黨員、成為世界第一大黨，也是如此。
在歷史中汲取營養，遵循規律、傳承和發揚黨的傳統和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的作風和腐敗問題，面對“黨的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這一大憂患，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嚴明的紀律有力推進正風反腐、從嚴管黨治黨：不以權勢大而破規，嚴肅查處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人，樹起黨紀國法的權威；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以“寸土不讓”在群眾心中立起大大的“信”字；不以違者眾而放任，破而后立打造腐敗塌方地區新的政治生態……我們黨以敢于直面問題、勇于從嚴治黨、善于自我凈化的實際行動，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厚植了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在新的實踐中進一步深化對規律的認識。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握住“破法必先破紀”的規律，開創性地提出“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這一新思想新理念，把加強紀律建設提到了全面從嚴治黨治本之策這一新的高度：從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到修訂準則和條例、明確“六項紀律”，再到提出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嚴明紀律的要求貫穿于歷史新時期管黨治黨、正風反腐的各項工作中，引導、敦促黨員干部校準思想之標、調整行為之舵、繃緊作風之弦，在法律之前鑄起紀律的防線，有效改變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狀況，在標本兼治反對腐敗上步入一個新的境界。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要靠嚴明紀律。”這是回顧歷史的深刻總結，更是開創未來的有力保證。
鐵一般的擔當，使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
一個政黨的興衰存亡，取決于它在擔當歷史使命中的作用，取決于人民群眾對這種作用的認可程度。
中國共產黨敢于擔當、善于擔當，而且，是鐵一般的擔當！
“(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這是黨的二大確定的最低綱領。最高綱領，則是“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在風雨如晦、黑夜漫漫中，中國共產黨從信仰出發，把救亡圖存、民族獨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既為中國擺脫如山屈辱指明了方向，也把挽狂瀾于既倒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從上海到井岡山，從瑞金到遵義，從延安到西柏坡，血雨腥風、硝煙彌漫，幾多艱辛、犧牲撼天，這個誕生時只有50多人的政黨，闖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之路，帶領中國人民歷經28年的浴血奮戰，終結了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奴役的歷史，打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江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
由革命轉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因為接手的是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面臨著經濟上能否站住腳的生死考驗，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就曾這樣預言，“中國人口太多，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因為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而垮臺，共產黨最終也將如此。”
然而，義無反顧扛起新的歷史擔當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出了“更要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誓言，自力更生鋪就一條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到1952年僅用３年，全國糧食、棉花、鋼鐵、原油、水泥、電力、原煤等產量就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最高水平。1956年，中國歷史又迎來一個關鍵節點——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之后也就10來年時間，中國已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歷史總在曲折中前進，越過探索中的踉蹌，時間指針轉到上世紀70年代末，發展腳步一度滯緩的中國，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機。
面對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化、人民如何實現富裕的歷史命題，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矢志創新開啟了一條改革開放之路，使中國從此走向嶄新的時代。斗轉星移、滄桑巨變，沿著這條歷經探索方才找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短短三十幾年時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歷程，如今中國經濟總量已超10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
從1840到1949、從1949到2049，中華民族貫穿兩個百年的歷史命題，前為救亡，后為富強。“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則貫穿這前一百年，開啟這后一百年。這是決定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也是考驗一個政黨擔當精神和擔當能力的重大問題。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負選擇扛起了擔當。在95年的艱辛求索、持續奮斗中，中國共產黨圓滿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徹底改變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運，將100多年的苦難和落后、幾代人的迷茫和彷徨，不可逆轉地留在了歷史深處。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歷史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
此時，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過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經濟總量領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來之后的共富挑戰，資源環境約束下的轉變壓力，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更加復雜的世情、國情、黨情，一系列矛盾、問題和挑戰，擺在新的“趕考”者面前。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面對挑戰、勇于擔當，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用“五大發展理念”統領全局，謀小康之業、揚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執政之基。這是一場艱苦的奮斗，也是一次豪邁的新的進軍。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上任伊始，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將對民族的責任、對人民的責任、對黨的責任，落腳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使黨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上，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三年多時間，中國在實干的風氣中不斷前行。從落實八項規定精神到反“四風”馳而不息，從“老虎”“蒼蠅”一起打到由內而外追逃追贓，從強化巡視利劍作用到派駐監督全覆蓋，從落實“兩個責任”到不斷完善黨內法規制度……一項項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實招硬招，讓局面為之而變、氣象為之而新、民心為之而振，讓我們黨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更加充滿力量。
……
凡為過往，皆為序章。95年過去了，一切都是新的。復興之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朝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目標，繼續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壯麗的遠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