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永保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田玉祥在參加一次大會時，身穿一件打土豪分來的皮大衣，頭戴絨帽，手戴三枚金戒指，腳蹬大皮靴，十分“扎眼”。任弼時看在眼里，會后找田玉祥談心：“小田，你當了人民的縣長。你可不要忘記自己是鐵匠出身啊。一個革命者，要永遠保持無產階級戰士的本色，只有這樣，才能革命到底！”
干部身上出現傾向性、苗頭性問題時，及時提醒、批評、制止，防病于未發，治病于未起，是我黨干部工作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領導干部的一項重要職責。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我們黨正是靠著這一“法寶”，嚴在平時、嚴在經常，修枝打葉、糾偏糾錯，治患疾于“未”，斷誘惑于“始”，絕蛻變于“隱”，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由于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致使咬耳扯袖、紅臉出汗等干部監督管理工作的“日用品”成為了“稀缺品”。有的對干部身上出現的“小毛病”視而不見、聽之任之，該拉臉時拉不下臉，該下手時下不了手。等到出了“大問題”，能捂則捂、能蓋則蓋，處理上能松則松、能寬則寬，千方百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得保護錯誤的力量大過伸張正義的力量”。
嚴是愛，寬是害，松松垮垮出災害。干部出現違紀違規苗頭時，如果得不到“大喝一聲”“猛擊一掌”，就會由最初的“疾在腠理”“疾在肌膚”，演變為“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大量案例已經揭示，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現從“好同志”到“階下囚”的“自由落體”，往往與這個單位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對黨的領導干部來說，“好人主義”不僅是一種重私情、輕道義的庸俗哲學，更是不講黨性、不講原則的嚴重問題。自己做了好人，但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什么位置上了？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如果一個地方腐敗問題嚴重，有關責任人裝糊涂、當好人，那就不是黨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這個責任不能光說不練，要體現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領導、領導抓，抓具體、具體抓，種好自己的責任田；要體現在決不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對錯誤思想和不良作風敢于批評、敢于斗爭，管好班子、帶好隊伍、管好自己，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高爾基有言，“愛孩子是老母雞都會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們，這就是國家的一樁大事了”。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名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萬事嚴中求，嚴師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監督也是一樣，“好人主義”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運用“四種形態”，把咬耳扯袖、紅臉出汗作為常態，抓早、抓小、抓始、抓細，講真理不講面子，講黨性不講私情，講原則不講關系，當碰硬較真的“鐵匠”，不當睜只眼閉只眼的“木匠”。如此，對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利莫大焉。(張順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