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0-07-29 16:30:16
近日，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啟動。記者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的審查調查和黨紀政務處分信息發現，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7月28日，政法系統中共有5名中管干部、124名廳局級干部被公布接受審查調查，4名中管干部、80名廳局級干部被公布受到黨紀政務處分。
雖然淪于腐敗的政法系統干部只是極少數，然而“害群之馬”影響的卻是公正執法的形象，典型案件背后的“圍獵”與被“圍獵”交織、濫用職權與謀取私利交織、違法辦案與利益輸送交織等腐敗問題值得警醒。
重要崗位、關鍵環節違紀違法人員居多
梳理被查處的干部履歷可以發現，他們大多長期從事政法工作，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對當地“人頭更熟悉”、“辦事更方便”。例如，江蘇省檢察院原副檢察長嚴明1980年參加公安工作，在近40年的時間里，他先后在公安、國安、檢察多個崗位任職，還曾辦過職務犯罪相關案件。由于一些干部長期在政法系統內任職，以同學、同事、老鄉等關系為紐帶結成圈子，相互借力，相互依托，有求必應，圈子套圈子，環環相扣，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由圈子文化帶來的則是涉及政法系統腐敗案件呈現出的群體性特征明顯，涉案環節鏈條化。
近年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破網打傘力度空前，往往一案帶出多人。山西黑社會人員任愛軍違規減刑是一起典型司法腐敗窩案。“在該案件中，監獄管理系統違規給任愛軍辦理減刑材料，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應起到審判作用的法院也層層放水，從院長、分管院長、法庭庭長到主審法官全部枉法裁定。”負責本案的紀檢監察干部介紹道。
類似的鏈條化腐敗還出現在云南孫小果案、湖南杜少平操場埋尸案中。一查一串、一端一窩，個別政法系統腐敗行為呈現出“有組織犯罪”的特征，一個案件常常牽扯出多個部門的違紀違法人員。
從被查處的干部職務看，重要崗位、關鍵環節違紀違法人員居多。在法院系統，違紀違法案件大多發生在執行、審判兩個環節的重要崗位。其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為民事審判徇私裁判，利用執行進度的快慢、評估單位的選定、評估價格的高低等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在檢察系統，去年被立案查處的業務部門違紀違法檢察人員中，刑事檢察條線占業務條線78.2%。其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為利用檢察權以案謀利等。在公安系統，執法辦案領域問題易發多發。其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為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有案不立、立而不偵、偵而不決，濫用、隨意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非法扣押、處置與案件無關的財產，幫助犯罪嫌疑人逃避處罰等。在司法行政系統，監獄管理部門是違紀違法行為的易發多發單位。其主要表現是在罪犯的記功、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方面為其提供方便，牟取錢物及其他好處。
從被查處的政法干部層級看，不乏相關單位的一把手。統計顯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布的接受審查調查的129名廳局級以上政法系統干部中，80人被查時（或退休前）擔任單位、部門一把手，比例高達62%。
“少數領導干部不僅自己嚴重違紀，而且帶壞整套班子，嚴重惡化了本單位的政治生態。比如黑龍江省某基層院檢察長王某某因嚴重違紀違法被紀委監委立案查處，其中部分案情顯示，該院共有13名檢察干警因謀求私利而向王某某行賄，對整個單位的政治生態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嚴重損害。”駐最高檢紀檢監察組有關負責同志說。
個別人將司法變成“私法”、執法淪為犯法
從落馬干部的違紀違法事實來看，大致可看出濫權妄為、干預司法、以案斂財等幾大類。
——濫權妄為，充當涉黑涉惡“保護傘”。
結合一個時期以來各地通報曝光的眾多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案例可以看出，涉黑涉惡勢力大都存在通過暴力手段強迫他人等違法行為，為逃避懲處，他們往往費盡心思拉攏處在執法一線的黨員干部。極少數干部沒能抵得住誘惑，成為其“保護傘”。據統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布的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84名廳局級以上政法系統干部中，31人的處分通報中有“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等相關表述。
有的直接組織參與違法犯罪活動。山西省聞喜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景益民等15人不僅包庇縱容盜墓犯罪團伙，甚至多次直接組織實施盜掘古墓葬、販賣文物等犯罪行為。有的利用職務之便或職務影響，直接為涉黑涉惡人員提供幫助，使其逃避應有處理或制裁。福建省閩侯縣司法局鴻尾司法所原所長李道根在涉黑組織頭目請托下，明知矯正對象黃鋒嚴重違反社區矯正規定，而未采取管控措施，致使其多次越界至湖南、浙江等地，涉嫌多起重新犯罪。有的不擔當不作為，間接助長涉黑涉惡勢力。重慶市公安局機場分局原黨委副書記簡小雨在擔任永川區公安局局長期間，無視中央決策部署，從未對全區的掃黑除惡工作進行統籌安排，致使轄區內涉黑涉惡犯罪猖獗。
——干預司法，正義天平傾向“身邊人”。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靈魂。現實中，“官司一進門，兩頭都托人”的現象并不鮮見。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行為在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要求辦案人員或辦案單位負責人私下會見案件當事人或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近親屬以及其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超越職權對案件處理提出傾向性意見或者具體要求等。
2013年，某公司向山西省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另一公司800余萬元欠款逾期不還。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孫世芳接受原告請托后，全程干預司法。“立案階段，他要求立案庭將該案分到他名下，親自擔任審判長；審理階段，授意合議庭違規采取訴訟保全措施，凍結被告公司資金；判決和執行階段，要求加快進度。”審查調查人員說。
據駐最高法紀檢監察組有關負責同志介紹，隨著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越來越多、案值越來越大，加之不少律師收費采取結果分成制，一些案件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為了打贏官司，往往會不遺余力地結識和拉攏辦案法官，一些與辦案法官具有親屬、朋友、同學等關系的人員則在案件當事人與辦案法官之間牽線搭橋，甚至斡旋受賄。
“從一系列司法腐敗案件不難看出，干預司法行為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司法工作人員知法犯法、濫用權力，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另一方面則是訴訟當事人及其親友為使司法天平向己方傾斜，相信人情、金錢的作用，希望以錢制法、以情改法。”在受訪專家看來，人情社會和權力至上的理念使得干預司法行為易發多發。
——以案斂財，甘于被“圍獵”。
“我對金錢的追求愈來愈強烈，小到找我辦事、提拔，大到工程回扣我都收，退休之前辦事退休之后收，自己家人不方便收就讓別人替我收。”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宋利菲在懺悔書中說。2007年至2012年間，宋利菲受某公司董事長宋某請托，違規干預相關訴訟和執行案件，為該公司謀取利益。宋利菲退休后，以其丈夫鞠某某擔任該公司法律顧問為名掛名取酬。在此期間，宋利菲以同樣手段利用職權為兩家村鎮銀行謀取利益，退休后在這兩家銀行掛名取酬。
記者通過梳理典型案件發現，政法系統落馬干部中以案斂財的不在少數。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陳旭大肆以權謀私、以案謀利，毫無法治底線，權力觀嚴重扭曲。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原黨組書記、檢察長孫光駿，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黨組書記、院長王晨在其處分通報中被指“不為人民為‘老板’”、“利用司法權大肆斂財”。
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政法系統干部借賭博之機斂財、通過放貸牟取暴利、利用職權參與經營活動等。
強化制度執行和權力監督制約，讓法律天平不再失衡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2015年，中辦國辦、中央政法委、“兩高三部”分別印發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關于進一步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行為的若干規定》。
落實好“三個規定”可以有效防止對司法活動的干預、插手，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然而，實踐過程中，違反“三個規定”的問題仍然屢見不鮮。“有的接受請托，違規過問或插手、干預案件辦理；有的充當掮客，幫助他人私下會見辦案人員，違規打探案情、說情干預；有的受人情關系干擾影響，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司法人員在遇到插手、干預、不當過問案件時，或是礙于上下級、親朋好友的情面，或是由于接受吃請等原因，沒有按照規定要求記錄、報告，導致‘三個規定’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駐最高檢紀檢監察組有關負責同志說。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專家表示，“三個規定”為規范和約束司法權力提供了方向，有助于切斷司法掮客和司法權力之間的利益臍帶，應在具體實踐操作中加以細化，并堅決貫徹執行。
最高檢檢務督察局有關負責人介紹，2019年8月，最高檢黨組要求全國四級檢察機關所有檢察人員對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間過問或干預、插手檢察辦案等重大事項情況開展集中填報。“對于一些填報較少或者‘零報告’的廳局，分管院領導都進行了督促檢查。”
“下一步的工作中要深化‘三個規定’的落實，嚴禁檢察人員相互之間打探案情、請托說情，上級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違規不得過問干預案件，對確因工作需要作出的指示、指導，要嚴格程序、記錄在案。”駐最高檢紀檢監察組有關負責同志表示。
記者注意到，在嚴厲懲處政法系統腐敗問題的同時，各地區各部門主體責任與監督責任貫通發力，深入分析政法系統突出的腐敗問題，剖析產生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找準腐敗問題易發多發的重點部位、關鍵環節和廉政風險點，對照典型案件暴露出的制度漏洞，著力建立監督有力的制度體系，構建政法系統清正廉潔的長效機制。
加強對一把手監督是權力監督制約的重要方面。在檢察系統，先后有陳旭、楊克勤兩個省級檢察長落馬。駐最高檢紀檢監察組有關負責人表示，要認真吸取陳旭、楊克勤等案件教訓，健全完善上級院一把手抓下級院一把手制度機制，強化上級院黨組對下級院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協管責任。建立黨組書記與下一級院黨組書記提醒談話和約談制度，發現苗頭性傾向及時提醒糾正。
如何讓監督工作更具針對性、精準性？駐最高法紀檢監組有關負責同志表示，要大力加強人民法院內部監督工作，創新審判監督管理信息化，促進規范司法行為、提升審判質效，實現審判執行工作全程監管、全程留痕、全程可查。駐公安部紀檢監察組督促深入貫徹落實公安部黨委《關于構建新時代公安特色大監督格局的意見》，落實好監督執紀執法協作配合“四項機制”，有效貫通各項監督。（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徐夢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