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發布時間：2020-08-26 08:46:51
【典型案例】
劉某，中共黨員，A法院民事審判庭審判員。王某，B財產保險公司（非國有，以下簡稱“B公司”）法務。2014年，劉某在審理李某訴B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期間，王某向劉某提議，B公司最高可支付19萬元賠償款，如果劉某能將案件賠償金額調解至19萬元以下，剩余款項由其二人平分，劉某表示同意。同年3月，經劉某主持達成B公司賠償李某16萬元的調解協議。劉某向李某送達了賠償16萬元的民事調解書后，將調解書中的賠償數額改為19萬元交由王某送達B公司。后B公司將19萬元賠償款轉入A法院執行局，劉某以現金支票的形式違規領取了上述賠償款，將其中的16萬元交給李某，剩余3萬元劉某和王某各分得1.5萬元。
【分歧意見】
對于劉某和王某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和王某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財物，其行為涉嫌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身為保險公司職員，伙同劉某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王某與劉某涉嫌職務侵占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伙同王某將本單位管理的款項非法占為己有，王某與劉某涉嫌貪污罪。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現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對劉某和王某的行為作簡要分析。
一、劉某和王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它與職務侵占罪、貪污罪都屬于故意犯罪，三罪在犯罪手段上都可以表現為使用騙取手段非法占有數額較大的財物。詐騙罪與另兩罪的區別主要在于犯罪主體、客觀行為上是否利用職務之便及犯罪對象的不同。首先，從主體來看，詐騙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貪污罪的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有單位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職務侵占罪的主體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其次，從客觀行為方面來看，詐騙罪不需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的犯罪構成都要求行為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第三，詐騙罪的對象是公私財物，職務侵占罪的對象是本單位的財物，而貪污罪的對象是公共財物。
本案中劉某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王某為B公司人員，二人身份都屬于特殊身份，且在以欺騙的手段將財物占為己有時均利用了各自職務上的便利，符合職務侵占或貪污的行為特征，二人行為不應認定為詐騙。
二、職務侵占和貪污應如何認定
從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的犯罪構成上看，兩罪主觀上均為故意，客觀方面都表現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在行為上也均表現為以侵吞、竊取、騙取或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或公共財物的行為，要準確界定兩罪，主要應從犯罪主體、對象及客體來進行區分。第一，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的主體雖然都是特殊主體，但是二者仍有區別，不再贅述。第二，職務侵占罪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財產所有權，其犯罪對象是本單位的財物，從所有制性質上看，可以是公私財物；而貪污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雙重客體，它既侵犯了公共財物的所有權，也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其犯罪對象僅限于公共財物。
本案中，要準確認定劉某和王某行為的性質需弄清幾個問題。首先，本案中被侵占的款項是屬于保險公司的財物還是法院管理的公共財物。根據刑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所以當保險公司將19萬元保險理賠款轉入A法院執行局由該法院管理后，該筆款項就不再屬于保險公司的財物，而屬于公共財物。其次，劉某身為案件主審法官，其行為侵犯了法官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再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共同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質定罪。本案中劉某與王某各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騙取的手段將公共財物共同非法占有，二人在實施共同犯罪行為時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所以無法從主從犯方面來認定劉某、王某的行為是職務侵占還是貪污。但根據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司法實踐中，如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可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綜上，作為案件主審法官的劉某與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王某相互勾結，各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騙取的手段將法院管理的3萬元保險理賠款共同非法占為己有，二人的行為應認定為貪污，構成貪污罪的共同犯罪。本案劉某與王某以涉嫌貪污罪被移送審查起訴，并以貪污罪被法院定罪判刑。
（孫紅梅 作者單位：陜西省榆林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