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0-12-21 08:43:10
圖為中國銀保監會福建監管局原黨委書記、局長亓新政案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在會商有關案情。朱婧 攝
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后，被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聯合接管。圖為包商銀行某營業部外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中國證監會重慶監管局原黨委書記、局長毛畢華接受審查調查。就在毛畢華被查的前一天，中國銀保監會遼寧監管局二級巡視員劉文義主動投案，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今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已發布中國銀保監會福建監管局原黨委書記、局長亓新政，原中國銀監會山西監管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安順，原中國銀監會內蒙古監管局黨委書記、局長薛紀寧等10名金融監管部門領導干部接受審查調查或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消息。
作為金融領域的“守門人”，監管者能否依規依紀依法正確履職，對強化金融系統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少數金融監管干部同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不良企業主相互勾結，為謀取私利濫用監管權力，由秩序維護者淪為破壞者，嚴重損害監管權威性和嚴肅性。
少數金融監管干部同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不良企業主相互勾結，形成貪腐利益鏈
據參與查辦亓新政案件的中國銀保監會北京監管局紀委書記任杰介紹，亓新政不僅濫用行政審批權力，違反許可條件和程序，為不法商人獲取保險代理許可提供幫助，還放棄監管職責，干預對保險機構違法違規經營行為的行政處罰，意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外，為獲取更多干股分紅，亓新政還利用監管機構一把手的身份影響，反復游說保險機構負責人，幫助相關保險代理公司大幅提高推廣費。”任杰說。
記者梳理近期通報發現，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大背景下，仍有少數金融監管干部利用職權，同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和不良企業主相互勾結，破壞監管秩序、市場秩序，影響極為惡劣。
有的監管人員收受被監管機構的賄賂，監管嚴重“放水”，成為重大風險事件的助推力量。比如，在中國銀保監會內蒙古監管局原黨委委員賈奇珍的通報中指出，其罔顧黨紀國法，背離監管初衷，甘于被“圍獵”，長期默許、縱容有關被監管機構野蠻擴張、違法違規經營，監管嚴重失守。
有的利用監管權力收受私營企業主財物，為一些不法金融行為“保駕護航”，蛻變成為監管秩序的破壞者。“長期收受禮品禮金，接受私營企業主等安排的宴請、旅游、打高爾夫球等活動”，正是甘于被不法商人“圍獵”，中國銀保監會廣西監管局黨委原副書記趙汝林嚴重背離監管初衷，充當不法商人“內鬼”，從金融監管者淪為金融風險制造者。
中國銀保監會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將重點查處重大風險事件背后的利益輸送、監管失守問題，特別是對破壞監管秩序、市場秩序，造成國有金融資產重大損失甚至誘發風險事件的，一律嚴懲不貸。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斬斷監管人員、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和不良企業主相互勾結的利益鏈。
金融監管違紀違法問題隱蔽復雜，監督籠子還未織密
多名受訪對象表示，近年來金融監管部門之所以黨員領導干部頻頻“落馬”，不僅僅在于少數監管干部同金融機構進行串通勾結；現有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相對滯后，也為貪腐利益勾兌提供了可乘之機。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金融監管部門的腐敗問題與監管權力的運行特點、體制機制等直接相關，尤其是金融監管屬于非常特殊的行政權力，對金融資金的審批、金融資源的分配，都具有相當的話語權。“金融監管部門看守的是金融領域密集的資源和資金，職責重大同時也容易受到腐蝕。一旦金融監管者發生腐敗問題，濫用監管權力，就會嚴重擾亂金融秩序，甚至威脅金融安全。”
“與其他行政管理部門相比，金融領域資金更為密集，金融交易的杠桿效應更為明顯，因而金融監管部門的違紀違法案件往往涉案財物多、價值高。”任杰說，由于作案手段復雜隱蔽，金融信貸、監管審批、證券買賣等領域的黑手同權錢交易深度勾連，資本運作和資金走向復雜，導致在調查取證上難度較大。
在任杰看來，少數監管干部之所以和金融機構、不法商人長期勾結，背后的制度短板、監管漏洞問題不容忽視。
“在監管業務量迅猛增長、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形勢下，監管資源不足、監管能力欠缺等問題更加暴露。”任杰說，同時，當前監管力量缺乏統籌協調，監督籠子還未織密。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銀行監管相關法律法規不全面、不完善，制度建設相對滯后，不能很好地適應金融業發展實際需要。在防范利益沖突制度上，現有監管干部履職回避、離職后從業限制等制度執行不到位，個人投融資行為亟待進一步規范。”任杰告訴記者。
監管失守破壞金融秩序，助長金融風險
今年9月，中國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副局長周文杰“落馬”。此前，在兩個月時間里，內蒙古監管局先后有原黨委委員劉金明等三人被通報，其中不乏“對有關被監管機構野蠻擴張大肆放水”“監管嚴重失守”等表述。
談及如何看待劉金明等案中暴露出的監管失守問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副組長虞云表示，一些金融監管干部作為金融秩序、金融安全的“守門人”，背離監管初衷，棄守監管職責，甘于被“圍獵”，甚至樂于當“內鬼”。
“監管腐敗與金融風險往往交織伴生。‘金融大鱷’瘋狂斂財、拉攏腐蝕，一些監管干部甘于被‘圍獵’，他們在金融風險事件中推波助瀾，并嚴重污染金融系統政治生態。”任杰說。
2019年5月24日，包商銀行因出現嚴重信用風險，被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聯合接管。作為中國金融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包商銀行事件背后既有公司治理失敗的因素，也存在金融監管失效等原因。
“‘監管捕獲’是包商銀行公司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據包商銀行接管組組長周學東介紹，在劉金明、賈奇珍等案件的查處中發現，部分甘于被“圍獵”的監管者不僅收受賄賂，還插手包商銀行內部人事任命和工程承攬等事務。
不僅外部監管缺失，內部監督機制也形同虛設。周學東說，包商銀行的7名監事中，4名職工監事均為包商銀行中高層管理者，雙重身份導致職工監事很大程度上必須聽命于董事會或者管理層。同時，部分監事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難以很好地履行職責。結果導致監事會不是對公司負責，也不是對全體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負責，而是俯首聽命于大股東、董事會或者管理層。
“在如此混亂的經營環境下，包商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和內控機制完全成了擺設。”正如周學東說，一面是外部監管“貓鼠一家”，一面是內部監督形同虛設，監管的失效對包商銀行嚴重信用風險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保持高壓查處力度，以強監督促進強監管
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收官之年，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將“深化金融領域反腐敗工作”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進行部署，要求以“三不”一體理念、思路和方法推進反腐敗斗爭，推動審批監管等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和制度建設。
從近期查處的金融監管部門違紀違法問題來看，重大風險事件背后往往暗藏利益輸送、監管失守等問題，仍需加大對金融監管部門違紀違法問題打擊力度。“特別是對于利用監管權力靠企吃企、設租尋租、關聯交易、失職瀆職以及內外勾結等破壞監管秩序、市場秩序，造成國有金融資產重大損失，甚至誘發風險事件的，發現一起，從嚴查處一起，絕不姑息。”虞云說。
記者了解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帶領系統各級紀檢監察機構，集中各方力量提升辦案精準度，2019年共受理信訪舉報1565件，立案178件，同比增長48.3%。其中，駐會紀檢監察組立案32件，同比增長68.4%。
針對少數監管干部收受紀念幣（鈔）、優惠辦理銀行卡等金融“土特產”問題，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研究出臺了銀保監會系統名貴特產特殊資源清單和會管單位名貴特產特殊資源清單。兩份清單中，既包括高端信用卡、紀念幣（鈔）、金融機構宣傳品、授課費、薪酬獎勵等有形金融“特產”，也包括金融監管或經營服務相關的審批權決定權、可獲利內部信息等無形“資源”。
任杰認為，強化金融監管領域權力管控，不僅要聚焦牌照審批、現場檢查、行政處罰等重要監管權力行使，督促監管干部嚴格實行公私分開、防范利益沖突，針對重大風險事件和金融案件，還要全程追蹤掌握相關事件、案件調查處置等情況，前置監督關口，嚴查細究監管失守問題線索，以強監督促進強監管，持續助力金融風險防控。
推動金融監管部門完善制度建設，規范管理交往行為
在加強對金融監管干部監督管理力度的同時，金融系統還注重規范同管理服務對象的交往行為，管住“送錢”“收錢”兩只手，建好“圍獵”與“反圍獵”隔離帶。
“發行監管部、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一度是證監系統干部違紀違法的重災區。在股票發行核準制下，發行和發審直接決定了企業能否上市、能否融資，易導致權力尋租。”記者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證監會紀檢監察組了解到，隨著創業板實施注冊制改革，駐證監會紀檢監察組在對上市委員會委員、審核中心工作人員等遴選環節實行同步介入監督的基礎上，一對一約談深圳證券交易所分管領導、上市委員會委員、上市審核中心干部員工，并要求深交所黨委、紀委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重點抓好回避事項管理和問題線索核查工作。
“從查辦案件看，仍有少數黨員干部不知止、不收手，接受吃請、主動索賄、以權謀私等問題較為突出。”據介紹，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人民銀行紀檢監察組會同人民銀行黨委、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歸納提煉出工作人員與管理服務對象交往活動中需要注意的負面清單，將禁止接受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禁止違規兼職取酬等明確列為人民銀行系統工作人員同管理服務對象交往中的禁止性事項，進一步明確可能影響公正履職、存在“圍獵”意圖的“灰色地帶”，從源頭上減少可能滋生腐敗的土壤。
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協助銀保監會黨委制定印發《銀保監會系統工作人員與監管對象非公務交往的規定（試行）》。其中明確要求，對于出席被監管機構人員組織或參加的宴請、聚餐、聯誼，參加事先約定有被監管機構人員參加的旅游、度假、健身、文體活動等，均要主動報告、接受監督。
“我們將深入分析把握銀行保險監管工作的關鍵點、薄弱項和敏感領域，堅定穩妥地選好工作切入口，既解決面上問題，更著眼于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化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力，促進監督和監管的深度融合。”虞云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