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男，土家族，1964年8月出生，198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5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石柱縣）萬朝鄉黨委副書記，石柱縣沿溪鄉黨委書記，石柱縣副縣長，綦江縣副縣長，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秀山縣）縣委副書記、副縣長、代理縣長，秀山縣委副書記、縣長，秀山縣委書記。

2020年4月，王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重慶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同年12月，王杰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違紀違法所得被收繳，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這一切不怪別人。當意識到自己很可能要從一個縣委書記淪為階下囚時，我很恐慌。但回想過往，這都是我咎由自取。”王杰懺悔道。

1政治上不清醒，說一套做一套，對決策部署搞變通

“我走到今天這一步，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對不起組織對我的教育培養，給黨抹了黑，給組織添了亂，我表示深深懺悔。”接受審查調查時，王杰悔恨不已。

不可否認，倘若王杰能夠一如既往、表里如一地嚴格要求自己，便不至于走到今天這步。

王杰的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母親是有文化的農村女性，父母對其自幼嚴格要求、言傳身教，讓其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不負所望，從小學到大學，王杰一直是同學中的佼佼者。那時的他只有一個想法，好好學習、增強本領，將來無論身處何種崗位，都必須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不忘入黨誓詞，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1985年7月，大學畢業后的王杰任石柱縣萬朝鄉黨委副書記，兩個月后任沿溪鄉黨委書記，組織的信任與父母“努力工作，做一名清官，做一名受老百姓愛戴的好官”的囑托，鞭策他努力工作。王杰依稀記得，參加工作的前十年他不為金錢所動，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總感覺人生的價值就是不斷努力奉獻，有著一股拼勁。

然而這股拼勁隨著歲月的流逝開始減退。在不正之風的侵蝕下，黨性修養被王杰拋諸腦后，初心逐漸動搖，思想防線被突破，他不禁感慨“我都覺得我變了”。

王杰的蛻變源自別人吹捧中的自我陶醉。

2009年2月，王杰當上秀山縣縣長后，圍繞在身邊說好話的人多了，對于“你很能干、有本事”“秀山建設得好”等糖衣炮彈，他感到沾沾自喜，王杰坦言道，“我那時覺得聽到這些話比送我十萬、二十萬都高興”。

阿諛奉承的美言猶如一劑迷魂湯，王杰放松了防線，推杯換盞的酒香加之投其所好的殷勤，更讓他失去交友擇友的警惕，逾越了政商交往的底線。一些商人在發現王杰喜歡打牌喝酒后，便長期陪同大吃大喝、打牌娛樂，久而久之與王杰成為親密的“朋友”。

“只要有時間，我就和這些老板混在一起，不知不覺地被他們牽著鼻子走。”王杰也意識到其在商人營造的安樂窩里日漸墮落。理想信念一落千丈，責任擔當蕩然無存，政績觀錯位的王杰在落實中央大政方針上打折扣、搞變通，說一套，做一套，逐漸淪為表里不一的“兩面人”，弄虛作假的“兩面派”。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秀山大力發展錳產業，一時間，錳礦、電解錳廠遍地開花，但產業發展也帶來了環境污染問題。2017年4月，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組向重慶市委市政府反饋意見指出，“秀山縣18家電解錳企業渣場均無防滲系統，總體整改工作推進緩慢”。市委市政府遂要求秀山縣在當年底前完成整改。

接到這份年底前完成整改的“最后通牒”，時任秀山縣委書記的王杰除了常規聽取環境保護工作例行匯報外，從未專題研究錳渣場治理方案。在聽取整改工作匯報時，他又片面強調渣場體量大、地質情況復雜、資金不足、技術有限等客觀困難，以秀山縣無資金無項目為由，決定以環境風險管控的方式代替渣場無防滲系統問題的整改，導致整改工作無法落地、浮于表面，推進緩慢。

在秀山縣實現脫貧摘帽后，王杰覺得“過關了”，開始“撤攤子、甩包袱”，對扶貧資金使用管理疏于監督，導致扶貧資金被違規使用。“隨著職位的升遷，手中權力變大，我官本位的思想逐漸膨脹，特別是當了縣長、書記后，自以為是、作風霸道。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聽不進反對意見，做了很多對不起組織和人民的事。”王杰懺悔道。

2“想要又怕”，挖空心思粉飾骯臟交易

回顧王杰墮落腐化的過程，不難看出其是由量的積累引發了質的變化。在工作的第二個十年，也就是其出任石柱縣副縣長期間，一些應酬交往不斷沖擊著他的廉潔防線，也在潛移默化中讓他慢慢蛻變：起初他收受千元的紅包時心里還很不踏實，但隨著權力、地位的提升，其膽子也大了，開始收受大額財物。

貪如水，不遏則滔天。面對巨大的金錢誘惑，王杰的欲望日益膨脹，但黨紀國法的嚴厲又讓他心生畏懼。“王杰是知法的，他深諳‘伸手必被捉’的鐵律，‘想要又怕’的心理驅使他挖空心思把骯臟的權錢交易粉飾偽裝成正常合法的市場交易。”辦案人員說。

2018年，重慶一船務企業負責人譚某收到了一份“大禮”，其掛靠的住建公司成功中標秀山某房建項目，并簽訂價值3.2億元的施工合同。送上這份“大禮”的正是王杰。

“我知道他資金雄厚，但苦于沒有項目，且不停地暗示我他是知恩圖報的人。”正是這種暗示，讓王杰對該企業負責人許諾的利益輸送產生了期待。在項目施工過程中，王杰還出面協調項目工程款撥付事宜，“知恩圖報”的譚某便提出幫王杰女兒支付房款以表示感謝。

面對這樣的投桃報李，王杰心情是復雜的。他想要這筆錢，但又害怕東窗事發。考慮到直接收受房款不安全，王杰婉拒了譚某。

2019年9月，譚某向王杰及其妻子提起自己開發的商品房項目，并邀請其以家人的名義入股。面對“投資回報率高”的誘惑，王杰同意由其弟代為投資，還不忘囑咐弟弟“完善入股手續”，以更好掩蓋事實真相。

在王杰涉嫌犯罪的情節中，絕大多數權錢交易都有他精心包裝的痕跡。如讓重慶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將感謝費偽裝成支付采購某個廢棄硐井的交易款；將收受的款項偽裝成合伙經營酒店的股份，等等。

“在為自己的犯罪行為‘穿靴戴帽’之余，親人也成了王杰掩蓋其和商人之間關聯的‘白手套’。”辦案人員介紹，無論是售賣沒有價值的廢棄硐井，還是以經營酒店名義收受的錢款，用的都是其親戚的身份。

王杰自認為躲在他人身后，就可以做到“常在河邊走，也能不濕鞋”，漸漸地從“想要又怕”變成“敢想敢要”，在違紀甚至涉嫌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據查，王杰利用職權大搞利益輸送，頻繁幫助“圈內”10余名老板在工程承攬、土地調規、房產證辦理等方面“打招呼”“開綠燈”，以此收受巨額財物。

3溺愛放縱，以公權力彌補親情虧欠

回顧王杰墮落的軌跡，其妻以及弟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商人在攻破王杰防線的過程中，以他的家人為突破口，例如妻子、弟弟以及一切可能的身邊人。拉攏的針對性很強，有的陪游、陪吃、贈送禮品，想方設法安排相關人員進入其妻的“姐妹圈”；有的以合作互利為餌，與其特定關系人共同經商獲利，逐漸成為“好兄弟”，形成利益共同體。

“對妻女，因為長期的兩地分居疏于照顧，我心存愧疚，對自幼和我一起過了不少苦日子的弟弟，作為大哥總想有所幫扶。”縱容，是王杰家風敗壞的開始。

剛結婚時，王杰一家的生活條件并不富裕，其妻對于物質的欲望沒那么強。可在“姐妹圈”的影響下，她對生活品質的要求高了，變得十分“講究”，衣服非大牌不買，化妝品非名牌不用，微整容手術非高端不做。

王杰越是溺愛縱容，家人則越陷越深，變本加厲。他們甚至在外以王杰權力謀取私利，為不法商人打通了利益輸送的渠道。

在2011年上半年的一場宴會上，王杰將弟弟介紹給某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某，并希望楊某在剛承接的項目中對其弟予以關照。當時，楊某手上的工程項目已發包給其他人，但礙于此前得到王杰“幫助”且考慮到日后還需其繼續關照，便以參與項目建設的名義，向其弟支付了300萬元“勞務費”。

得知此事的王杰覺察有風險，可他沒有要求弟弟退還，而是讓其弟暫管，并叮囑妥善處理此事。“這筆錢肯定是送給我的，這點我很清楚。看到可憐巴巴的兄弟，我就沒有逼著他去退。”王杰說，“當時就是無原則，完全沒有底線地放縱，害了我也害了我弟弟。”

審查調查發現，在王杰涉嫌受賄犯罪收受的款項中，有將近一半由其妻、其弟共同收受。其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的紅包禮金中，也有一部分是由其妻子經手。

4專權擅勢，在扭曲的權力觀里迷失墮落

秀山地理位置偏遠，地處武陵山區渝湘黔交界，距離重慶主城大約5小時的車程，這讓王杰自以為“山高皇帝遠”。任職縣委書記后，王杰大事糊涂不作為，要事敷衍不擔當，小事麻痹不自覺，整天混日子。對此，他坦言“我不清楚秀山政治建設重點任務和突出問題，黨建工作推給組織部長，意識形態工作扔給宣傳部長。對口碑差、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干部，不問不管，還美其名曰‘要依靠本地干部推動工作’。”

工作推諉，不求上進，這也給當地經濟發展造成一定影響。

2012年至2015年，該縣清溪場鎮片區電解錳企業陸續停產。可就在2014年8月，孝溪錳渣場項目卻開工建設，這個用于規范錳渣集中處置的項目在次年4月竣工后一直沒有投入使用。

“在面臨‘無錳渣可倒’的情況時，王杰未充分考慮孝溪錳渣場項目必要性就批準建設，且在得知項目長期閑置后，聽之任之，未研究并制定可行有效的再利用方案，致使中央撥付的專項資金沒有發揮應有效益。”辦案人員說。

作為秀山縣黨委一把手，王杰對肩上的責任不上心，對手中的權力卻沉迷享受，將其變成打造個人權威的“金箔”，專權霸道，“土皇帝”“官老爺”架勢十足。

據時任秀山某領導回憶，“在主持會議研究重大事項時，王杰經常搶先定調、防人之口，不落實末位表態制度。”王杰也承認：“這是在自我麻醉，畢竟聽到的全是我愿意聽的，聽不到的永遠是我不愿聽、不想聽的話”。

獨斷專行的作風也讓王杰失去了對權力應有的敬畏，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違反工作紀律，干預執法活動。2020年3月，他通過打招呼，讓相關負責人幫助其妻子撤銷了交通違法扣分，相應罰款也由他人代繳。

“身為縣委一把手，王杰本應在其位、謀其政，履行好第一責任人職責，造福一方。但他卻忘記初心使命，最終加速了其腐化墮落。”辦案人員說。

王杰懺悔錄（節選）

剛入黨和剛參加工作時，我對我的信仰是自信的，理想信念是堅定的，對黨是忠誠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在社會各種思潮的影響下，在各種不正之風的侵蝕下，我漸漸淪為表里不一的“兩面人”。人前是堅定的，人后是動搖的；要求別人是堅定的，要求自己是動搖的；嘴上是忠誠堅定的，內心是欺上瞞下的。在扮演“兩面人”的過程中，我的政治信仰一落千丈，責任擔當蕩然無存，嘴上擁護中央政策，表面文章做足，實際上陽奉陰違，對工作敷衍了事，我的錯誤思想和違紀違法行為嚴重影響了日益好轉的秀山政治生態。想到自己曾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講過“不允許自己的親戚朋友在秀山做工程”，結果自己的親人卻在秀山大肆做工程，更有甚者，我直接出面將數億的工程交由私企老板，同時要求他不能出面，甚至不能出現在秀山的地盤上。我的這種行為讓秀山的廣大干部群眾如何看待我，如何看待縣委？這不就是“兩面人”的行為嗎？我不就是“兩面人”嗎？既要充當正人君子，又要滿足骨子里的貪欲，以擾亂視聽，迷惑廣大干部群眾。想到自己的行為嚴重影響了縣委在廣大干部群眾中的威望，影響了全縣的各項工作，傷害了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我感到十分后悔、萬分慚愧、無地自容。

隨著職位的升遷，權力的變大，官本位的思想逐漸膨脹，我喜歡上當“官老爺”的滋味，忘了做“好公仆”的初心，官當得越大，便離群眾越遠，手中權力越大，“官老爺”的氣勢越盛。特別是當了縣長、書記后，自以為是，作風霸道。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聽不進反對意見。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打造個人權威的“金箔”，思想膨脹，自我麻醉，不求上進。工作中得過且過，只求不是倒數第一就可以，不想積極進取。比如，2017年秀山縣脫貧摘帽后，我的思想就放松了，工作積極性也沒有摘帽之前高了，導致秀山連續幾年脫貧攻堅排名靠后。特別是對待秀山縣錳行業污染整改工作，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導致總體整改工作推進緩慢。

由于長期兩地分居，對妻子女兒疏于照顧心存愧疚，胞弟自幼和我在一起過了不少苦日子，作為大哥總想有所幫扶。隨著我權力的變大，這些人在利用我權力謀取私利的時候，我錯誤地認為這是補償的方式，采取了默許的態度，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動打招呼幫他們獲取私利。在我的縱容下，妻子、胞弟、連襟等親人齊齊上陣，利用我的權力結交老板、承接工程、瘋狂謀取私利，在秀山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我的親人在利欲熏心之下，甚至幫助外面的老板，成為腐蝕拉攏我的跳板。現在看到他們身陷囹圄，我才幡然悔悟，這種畸形的親情觀讓我是非不分，也讓他們黑白不辨，和我一起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他們從勤勞樸實的勞動者淪為貪婪的“吸血鬼”，是我把手中權力視為補償工具，害人害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陳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