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黨的百年歷史中，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充滿了激烈的斗爭和較量。如何增強斗爭本領，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思考和認真應對的問題。這種思考和應對，甚至在黨誕生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1919年下半年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內部，出現了要不要共產主義、以什么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此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但中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奉的真理，自發地、堅定地拿起理論的武器，以昂揚的姿態投入到這場思想交鋒中。

“問題與主義”之爭既是學理之爭，也是政治之爭

最先在思想領域向馬克思主義發起進攻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前期，胡適曾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是“親密戰友”，一同沖鋒陷陣、吶喊前進。然而，胡適不愿意看到新文化運動發展為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于是，他于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尖銳地嘲諷道：“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胡適還勸說人們“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將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不要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問題需要“根本解決”的主張，是“自欺欺人的夢話”。

針對胡適的文章，李大釗迅速作出批駁。他寫下公開信《再論問題和主義》，寄往北京給胡適。8月，胡適將此文在《每周評論》上刊登。李大釗在文中表達了以下觀點：

首先，針對胡適將問題和主義割裂，以問題否定主義的做法，李大釗指出，問題與主義“交相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既要研究問題，也要談論主義。他理直氣壯地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

其次，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錯誤，李大釗詳細解釋了主義的作用：研究問題必須有主義作指導。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準則。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

再次，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改良主義主張，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明了“根本解決”的必要性。他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對于中國而言，“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最后，針對胡適反對階級斗爭的主張，李大釗指出：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斗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胡適挑起的這場論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的論爭，這不只是學理之爭，實際也是政治之爭。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寸土不讓、據理力爭，論證了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徹底的革命。他們對中國命運的熱切關心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堅持和運用，感染了許多有志青年，有力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資本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誰更適合中國國情

“問題與主義”之爭后，中國知識界逐漸意識到，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的指導。但是，中國救亡圖存究竟該走哪條道路？究竟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更適合中國？人們仍各執一詞。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羅素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所謂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借社會主義之名維護資本主義的思想。因此，羅素在演講中勸告中國“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開發中國資源”，發展實業。羅素演講后，張東蓀和梁啟超等立即發文表態支持其觀點，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認為：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對社會主義只可“冷靜研究”，連宣傳“亦可少做”，否則就是制造“偽勞農革命”；“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即“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癥就是貧困”；中國“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他們的主張只是消極等待資本主義的興起，卻忽視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忽視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中國資本主義無法正常發展，只有通過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民主，中國才能發展實業、實現富強。

針對張東蓀、梁啟超的錯誤觀點，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紛紛著文反駁。他們指出：中國經濟雖落后，卻客觀存在著無產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遭到本國資產階級、地主以及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強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發乃是必然的趨勢”。中國的內憂外患，“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中國有必要也有條件建立共產黨。“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他們尖銳地批判基爾特社會主義，指出用“溫情主義”來“矯正”資本主義的弊病，只不過是改良主義的幻想。

這場關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需要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論爭，持續了一年多。在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努力下，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人們，敗下陣去。在這場論爭中，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握了時代前進的方向，勇敢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們運用科學真理，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揭示了中國的未來出路只能是社會主義。

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駁斥“絕對自由”

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交鋒時，還發動了一場批駁在國內有很大影響的無政府主義的論爭。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權威，反對一切政治斗爭和暴力革命，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很廣。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無政府主義者開始暴露其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1919年，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先后發表《評<新潮雜志>所謂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馬克思學說的批判》，提出“我們極端反對馬克斯的集產主義”，正式挑起論爭。隨后，又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陸續發文，批判馬克思主義。他們提倡個人主義，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組織和紀律。他們反對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認為“凡一切政治和權力一概否認之，無論他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也好，君主專制的政府也好，勞農執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對之”。他們企圖超越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鼓吹在社會革命后立即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圍繞國家的本質和革命的形式，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嚴肅批判。他們指出：國家是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是階級沖突和經濟利益沖突的體現，不能抽象反對一切強權，若是“拿他來救護弱者和正義，排除強者和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在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的“長久的歲月”里，必須利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占領無產階級的“權力階級的地位”；“階級爭斗，就是戰爭，一切作戰計劃，全靠參謀部籌劃出來，方可以操勝算。這參謀部就是共產黨”，為此必須建立政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還批判了“各取所需”的平均主義，駁斥了“絕對自由”的主張，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總是相對的，所謂的“絕對自由”，根本不存在。

通過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斗爭，許多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拋棄了錯誤思想，認清了個人自由、生產自由之類的“迷想”和“空想”，對階級專政、紀律嚴明、民主集中等觀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這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

馬克思主義者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的三場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的第一場思想交鋒。在這場交鋒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懼錯誤思潮的攻擊，以堅定不移的信念，科學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武器，勇敢地進行思想上的戰斗，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交鋒過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不斷擴大，一批有志青年真切地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進而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并迅速投入到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行動中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