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3-22 20:01:17
中國共產黨在早期的斗爭實踐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其中一條便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是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道：“正當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時間，神州大地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中國共產黨面臨被趕盡殺絕的嚴重危險，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在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中，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黨指揮槍，建立人民軍隊為黨和人民沖鋒陷陣，這是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得出的經驗教訓。
大革命在敵人的大屠殺中宣告失敗
1924年至1927年，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下，中國大地上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席卷全國、規模宏大，其發動群眾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將其稱之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對于作為中國革命主要斗爭形式的武裝斗爭問題，黨在認識上有了新的進步。此前，共產黨批評國民黨專做軍事工作而忽視民眾運動，但自己卻往往專做民眾運動而忽視軍事工作。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黨開始注重開展兵運工作。省港大罷工開始后，黨看到了工人糾察隊武裝的重要作用，因而專門討論了武裝工人階級的問題，提出要“有組織的去預備武裝工人階級中最勇敢忠實的分子”。這一時期，以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中之武裝斗爭問題》的發表為標志，黨內已有同志開始認識到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
遺憾的是，在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等一些黨的領導人對建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始終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對于武裝斗爭領導權必須由無產階級掌握這個根本問題，也同樣認識不足。當時，黃埔軍校中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約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廣大工人農民也獲得了大量槍支彈藥，迫切要求用來武裝自己；國民革命軍中的不少軍官也邀請共產黨員去幫助工作。但是，陳獨秀卻反對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盡力發展黨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裝，導致黨在北伐中不僅沒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規武裝，而且沒有鞏固和發展已有的工農武裝。
到大革命后期，作為革命中堅力量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逐漸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結果，“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黨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
在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為挽救革命，黨內一些同志及時提出了關于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的建議。1927年6月初，湖北省委制定《關于對國民黨及工運、農運之策略要點》，從整軍經武、準備應變的指導思想出發，明確提出武裝農民“上山”和爭取地方武裝的策略。6月6日，張太雷在《向導》發表《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一文，指出面對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進攻，“不應是撤退或者解散我們的隊伍，而應是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有組織地進行抵抗。湖北省委還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提出以武漢為中心，發動工農兵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右派反動政權的建議。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計劃》中也提出“上山”，開展武裝斗爭的主張。然而，這些策略和建議均被陳獨秀等人否定了。最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面對敵人屠刀，在黑暗中高舉武裝反抗的旗幟
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遭受慘重損失。國民黨反動集團瘋狂實行大逮捕、大屠殺，制造“白色恐怖”，在一年時間里，殺害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黨的著名活動家，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先后犧牲。至1927年11月，黨員數量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萬人，急劇減少至1萬余人。
面對敵人的暴虐屠殺，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嚇倒。他們用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初步而又明確地回答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個根本性問題：在革命遭受嚴重失敗的極為嚴峻的形勢下，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一聲槍響，拉開了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幕。南昌起義，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斗爭到底的堅強決心。同時，南昌城頭的這聲槍響，還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奮起的力量。
8月7日，為了糾正在大革命后期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深刻指出，中央始終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甚至主動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中央沒有積極支持和領導農民革命運動，而受國民黨恐嚇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因此，會議在討論黨的工作任務時，正式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方針。
關于如何開展武裝斗爭，八七會議明確提出：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會議認為，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有斗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會議強調，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暴動必須互相結合，要注意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準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工人階級應時刻準備能領導并參加武裝暴動。
在會議中，毛澤東專門針對軍事斗爭問題，批評黨過去“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論斷，是黨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正確結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斗爭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
八七會議所制定的繼續進行革命斗爭的正確方針，使全黨沒有因為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而驚慌失措，沒有喪失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的勇氣。這次會議在革命低潮時期，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八七會議后，黨連續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其他許多地區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連同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