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6-18 08:29:02
陳喬年（后排右一）與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同學合影。 （資料圖片）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紀錄片《人民的選擇》，于6月14日起在央視黃金時段連續播出。
一個個感人故事、一份份真實檔案、一段段珍貴影像，生動地告訴我們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從歷史洪流中脫穎而出。
片中，展示了大量珍貴黨史資料、文獻、影像，首次公開展示了陳獨秀之子陳喬年烈士的履歷檔案，讓人驚奇之余，將目光又一次注視到陳氏三父子身上。
前一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對陳延年和陳喬年的刻畫感人至深。陳延年、陳喬年先后遍體鱗傷走向刑場，慷慨赴死的凜然大義，令人動容。有人這樣評價：陳延年和陳喬年，才是中國年輕人最該追隨的偶像。正如梁啟超曾經說過的，“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艱難環境中自創前程
1927年4月，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當選的29名中央委員中，有三人是一家人——陳獨秀和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當時，陳延年29歲，陳喬年25歲。
陳延年出生后不久，陳獨秀就去了東北，直到三年后陳獨秀才回到家鄉，兒子是什么模樣，陳獨秀已經沒印象了。
東北之行，開闊了陳獨秀的視野，讓他看到了高天厚土以及即將到來的時代風云。
因此，陳獨秀希望長子陳延年將來能有大出息，但是他反對封建式的棍棒教育。陳獨秀自己練書法時，會寫幾個大字，教給陳延年認識。盡管如此，相聚教子的機會總是很少，因為陳獨秀閑不住，他忙著與朋友們縱橫談論天下大勢，很少有工夫過問陳延年的學習。
不久，陳獨秀就到日本留學。對于父親的“缺席”，陳延年并沒有感到特別。他反復復習父親去日本前為他寫下的方塊字。
陳獨秀回國后，發現兒子在家翻看自己當年讀過的書。陳獨秀高興地對母親謝氏說，小延年是個讀書的料。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主編《新青年》雜志，想到了自己的兒子，于是就寫了一封信，讓延年、喬年到上海來。
然而，迎接兄弟二人的不是錦衣玉食，而是父親對他們自立自強的教育。陳獨秀認為，該是他們闖蕩人生的時候了。陳獨秀并沒有讓延年、喬年跟自己住在一起，而是讓他們寄宿在《新青年》雜志發行所的地板上。
陳獨秀同好友汪孟鄒談到雜志的時候說：“新青年舊青年間有絕對鴻溝。我主張新青年要身體強壯，斬盡做官發財思想，自力創造幸福，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汪孟鄒聽后說：“你把延年、喬年放到外邊，大約是這個思想的實驗吧。”
陳獨秀點頭：“他們到外面住，不是壞事。我向來主張靠自己力量創造前途。”
無疑，這塑造了他們獨立、勞動、吃苦的品格。兄弟二人勤工儉學，經常蓬頭垢面，主餐是大燒餅，渴了就喝自來水。
艱難困苦的環境，讓兄弟二人養成了自立自強的品格。他們立志，要“自創前程”。有一次，陳喬年幫助工友們打包，因為使勁過大，把腰帶崩斷了，他隨手撿起一條打包的麻繩熟練地往腰上一系：“這可比褲袋牢得多了！”
他們的做法得到了陳獨秀的支持和鼓勵。對此，作為父親的陳獨秀有自己的認識：“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程可也。”
父親對二人的教育，不但是生活上的自立，更有理想的追尋——沿著父親的足跡，陳延年、陳喬年，開始了進步青年的人生。
沒有辜負父母的教育和期望，兄弟二人盡管出生在舊社會，卻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新青年！
1919年，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同鄉潘贊化問陳延年知不知道此事。
陳延年淡然答道：“已有所聞。”
“你們兄弟倆對此有何看法？有無擔心害怕？”
陳延年的回答斬釘截鐵：“既作不怕，怕則不作，況這次學潮，含有無產階級斗爭之意義，千古未有，空前復雜的情況下，危險乃意中事，亦分內事，志士仁人，求此機會作光榮犧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陳氏兄弟從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上海的各種新思潮、新活動，如同春天的風和雨，吹拂著年輕的陳延年、陳喬年大開眼界，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各種新書刊，孜孜以求地探求真理。這其實，也是當年所有進步青年的理想與榮光。
陳延年、陳喬年一開始讀得最多的是無政府主義書刊，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中國傳播開來，在上海他們接觸較多的就是無政府主義——反映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新社會的憧憬，這無疑契合了他們創立新世界的追求。
進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進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開始，陳延年帶著弟弟陳喬年來到了法國。
正是這一趟法國之行，讓他們從無政府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
來到法國，讓陳延年、陳喬年深刻地認識到了無政府主義者的不足。法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社會的黑暗，讓陳延年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吃人本質，而無政府主義者不僅沒有起到改造社會的作用，反而墮落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附庸與吹鼓手。這讓陳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來，耳所聞，目所見，更有令人失望者。”
這就讓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思想武器——轉而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研究俄國十月革命。
在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悅誠服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
恰在此時，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104人被強制驅趕回國，讓陳延年、陳喬年看到了無政府主義的虛偽與反動。他們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徹底與無政府主義決裂。
而與此同時，趙世炎、周恩來等積極進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籌建，他們找到了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二人先后加入到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建工作中。
1922年秋，陳延年、趙世炎、王若飛、陳喬年、蕭三（蕭子璋）經人介紹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而介紹他們加入法國共產黨的，就是越南的胡志明。胡志明當時是法共黨員，名叫阮愛國。
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廖煥星帶信赴法，正式承認法共的中國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等被選舉為支部的領導成員。
1923年初，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歐支部派趙世炎、陳延年、王若飛、陳喬年等12人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在這里，他們學習了唯物史觀、經濟學、俄國共產黨歷史、國際工運史等，陳延年被同學們稱為“小列寧”。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學習，世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實地觀摩與實踐，讓陳延年、陳喬年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志愿更加熾烈和明確。他們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共產黨員的犧牲，勝于千萬張傳單，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產黨。”
血淚斑斑染紅旗
在父親陳獨秀的影響下，陳延年、陳喬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應該說父親就是他們的革命導師，而這兩位學生，在革命的大道上，走得比導師更堅定、更壯烈。
1924年，陳延年協助周恩來建立海陸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1925年，在鐵甲車隊的基礎上，周恩來、陳延年等商定，從黃埔軍校畢業生中再抽調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作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葉挺獨立團。
1925年6月，陳延年、蘇兆征、鄧中夏等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成為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
1927年6月底，陳延年為掩護其他同志脫險，不幸被捕。他在獄中與敵人進行了頑強的斗爭，敵人用盡酷刑，將他折磨得體無完膚。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敵人將他秘密押赴刑場，劊子手喝令他跪下，他昂首挺胸、傲然站立，最后死于亂刀之下。
一大老黨員譚天度，與陳延年相識已久，在革命危急關頭，是陳延年的一番談話讓譚天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在譚天度后來的革命道路上，經常可見陳延年的影響。譚天度曾經作詩《夜過梅花尖》：敢攖強暴憑風骨，能負艱危仗鐵肩。正值國家多難日，堅貞應似梅花尖。這首詩，既是譚天度自勉，也是對陳延年的緬懷。
獲悉哥哥犧牲后，陳喬年淚如雨下，兩人從小一起長大，一起尋找真理，并肩走上革命道路，如今哥哥走在了自己前面。
陳喬年將滿腔悲憤化成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因為他知道，延續革命意志是對哥哥犧牲最大的告慰——他要去完成烈士們未竟的事業。
當時的武漢，已經被白色恐怖所籠罩，陳喬年不避風浪，冒著生命危險奔走于大江兩岸，那滔滔的江水是哥哥等烈士們流不盡的英雄血。后來，他又被調往上海工作，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進行地下斗爭，使上海和江蘇地區的工作不斷推進。
然而不幸的是，因叛徒的出賣，1928年春，陳喬年被捕。盡管傷痕累累，他依然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獄中的同志問陳喬年對黨和家庭有沒有什么遺言，陳喬年慨然回答：“對家庭毫無掛慮，對黨的盡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血灑楓林橋，追隨哥哥陳延年而去，年僅26歲。
陳喬年犧牲后，他年幼的兒子不幸夭折，遺腹女和妻子史靜儀也因戰亂失去聯系。1969年，史靜儀去世，依然未能找到女兒的下落。
魯迅先生在《致顏黎民》中有這樣一段話：“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魯迅所說的好幾個青年朋友，就包括陳延年和陳喬年。
年年桃花放，山河代代紅。龍華的桃花，以四季輪回的方式執著紀念著烈士的英魂。
陳氏兄弟的好友汪原放，曾經為他們寫下一首悼念詩：“楓林橋畔待車時，磊落英姿仔細思。血肉欲尋何處是，斑斑點點在紅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