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7-05 17:31:59
北有長辛店，南有小沙渡。
滬西小沙渡，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祥地之一。在這里，中國工人階級首次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工人學校。6月21日，集中展示這所學校創辦歷史的滬西工人半日學校史料陳列館在上海開館。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是如何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爭取先進分子積極投身革命？其中包含著多少汗水與辛勞、熱血與犧牲？記者采訪了相關研究人員。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把深入工人、組織工人作為建黨的第一步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近80萬工人中超過四分之一是紡織工人，全市58家紡織工廠中有近20家設在滬西。以小沙渡棉紡業為主體的紡織工業，是上海工業中職工人數最多的產業。滬西地區成為工人階級的集中地。五四運動中，小沙渡地區紗廠工人率先揭開罷工序幕。這次自發反帝罷工斗爭行動，顯示出工人階級潛在的斗爭能量，吸引了早期共產黨人的關注。
滬西工人半日學校史料陳列館策展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徐遲介紹，1920年，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把深入工人、組織工人作為建黨的第一步，委派李啟漢來到小沙渡創辦工人半日學校。這是黨在工人階級中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大膽嘗試。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出身。為了能在工人中進行有效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穿起工人的服裝，學習工人的語言，從事工人的勞動，與工人打成一片。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俞秀松曾“改名換服”，到厚生鐵工廠做工。他在1920年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進工廠的目的：（1）觀察現在上海各工廠底內容和工人底生活狀況；（2）觀察工人底心理，應該施什么教育和交際的方法；（3）盡我能力，于可能的范圍內，組織一個很小的工人團體。”
1922年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指派嵇直、徐瑋開設兩個簡易的工人文化補習班, 并于1924年春，合并為滬西工人補習學校。
起初嵇直的工作并不順利，他決定“先到工人中去交朋友”。他注意到路邊有一個郵筒，斜對面有家代售郵票的雜貨鋪，便征得老板同意，在鋪面掛出廣告“代寫書信，不取分文”，每天下午過來為人寫信，順便推銷店鋪的郵票、信封和信紙。
顧客雖然不少，但多為工人家屬。好不容易碰到幾個青年男工，嵇直便特別留意，乘寫信的機會向他們解釋學習文化對工人的好處，邀請他們找幾個同伴過來共同學習。他還主動“出擊”，按照記下的地址逐個拜訪。“就這樣不但交到了朋友，還辦起了一個工人補習班。人數雖只有四個，但我已覺得如獲至寶。”
“工人窮，不是命運不好，而是工人創造的財富都被資本家吃了、喝了”
“一個穿灰布夾袍的老師，中等身材，約莫二十多歲，笑著從屋里走出來，操著湖南口音，親切地招呼他們進去聽留聲機。教室里擺著二十來張沒有油漆過的白桌凳，墻上掛著一塊黑板，收拾得千干凈凈。大家就坐下來聽戲。”這是內外棉五廠工人黃桂生記憶里的李啟漢與工人半日學校。
當年，李啟漢及其他教員們考慮到工人們的實際需求，在課間和學生一起聽留聲機，或在校舍后的空地上踢足球，以此緩解他們的疲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為什么做工的人世世代代都窮？是不是工人命運不好？”
“我們工人頭頂青天，腳踩大地，世界上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李啟漢循循善誘：“工人窮，不是命運不好，而是工人創造的財富都被資本家吃了、喝了，裝進腰包了。工人越來越窮，資本家越來越富，這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砸資本家的機器出出氣，沒有用。工人要想不窮，就得打江山，坐天下。”
工人半日學校根據工人的作息時間，分早晚兩班上課，因此得名。值得一提的是，教師注重使用“活”的教材，絕大部分來自《新青年》《向導》《勞動周刊》等進步刊物，有時也就地取材，將教材編成一個個的課題。授課時，凡說到地名，必打開地圖、指出方位，使人一目了然。講到一些標語、口號，除扼要解釋清楚外，還寫在紙上教學員抄寫。“幾乎每上一課，他們都能增添一些有關工人階級的新知識，學會一些生字，或知道一些地理常識，對此大家都尚滿意。”
“通過宣傳組織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啟發階級覺悟，培養工人運動先驅，是各階段工人補習學校一以貫之的任務。”徐遲向記者簡單梳理了上海工人學校創辦的幾個階段：1920年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李啟漢來到滬西小沙渡創辦工人半日學校；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干事繼續在小沙渡開辦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1924年夏，鄧中夏、李立三、項英等在原有工人補習學校基礎上創辦滬西工友俱樂部，培養出孫良惠、陶靜軒等滬西工運領袖和顧正紅等革命英烈，中共小沙渡小組及中共滬西支部應運而生，并領導了此后的滬西工人運動。
在嵇直開辦的工人補習班中，孫良惠經常來聽課，并用自己的體會和工人語言幫助嵇直解釋問題，后來成為上海紡織工人中第一名共產黨員。
滬西工友俱樂部老師劉華，盡可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對工人們進行宣傳：“我們紡的紗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斷，要是擰成一股粗繩，大力士也拉不斷。我們工人就是要團結起來，擰成一股又粗又長的繩索，這樣就能夠捆住帝國主義，解放我們自己。”
“我第一次看到工人階級強大的力量和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無論在組織糾察隊，或者交代具體任務時，工人們那種爽快、不講價錢、堅決服從工會的精神，使我深為感動。”瞿秋白之妻楊之華曾回憶。
1925年5月，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在上海爆發并席卷全國，沖破了長期籠罩中國的沉悶空氣，促進了國民覺醒，顯示了各階級民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斗爭的威力，為國民革命的新發展奠定了基礎。
培養農民運動骨干的大本營，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初始之基
走進位于武漢市紅巷13號的武昌農講所舊址，只見正門懸掛的匾額上書“毛澤東同志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這是周恩來親筆題寫的。
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高萬娥告訴記者，武昌農講所創辦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隨著北伐軍一路高歌猛進，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1926年10月，被光復的武漢成為全國革命中心。
為了加強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次月，中共中央通過由毛澤東擬定的《目前農運計劃》，提出“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隨即前往武漢籌辦，并促成其從湘鄂贛三省農講所提升為中央農講所。
武昌農講所面向全國招生，學員來自17個省區，主要由農民、學生、工人組成。“招生條件嚴苛。”高萬娥介紹，既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至少高小畢業，還要身體強壯，能夠吃苦耐勞，能接受嚴格的軍操訓練。“學員畢業以后要回到鄉間組織和發動農民建立農民自衛軍，身負宣傳組織領導農民的任務，這就要求他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善于做工作。”
農講所設置有28門課程，大致分為四類：一是基礎理論課，如三民主義、社會進化史、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等；二是專業課，如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等；三是革命文藝課，如革命歌、革命畫等；四是軍事課，包括理論教學、實際調查和軍事操練三方面。
農講所名義上是由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或各地方黨部農民部主辦，實際上是共產黨人負責，起著主導和核心作用。在實際主持人毛澤東的一手操辦下，授課老師主要是一批學識淵博、革命經驗豐富的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進步人士，如惲代英、瞿秋白、方志敏、彭湃、李立三、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毛澤東身體力行，是授課課時最多的一位老師，比如農民問題就安排了25個課時，還親自講授農村教育、農民運動的理論及策略等主要課程。”高萬娥說。
談及武昌農講所于中國革命的最大意義，高萬娥表示，毛澤東在此期間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初始之基”。有了相關思想積淀，才有了之后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和“上山”。
革命年代里，把民眾組織起來找到了贏得戰爭勝利的“偉力”；新時代，面對種種風險挑戰依然需要把群眾組織起來
武昌都府堤41號，是毛澤東在漢從事革命活動時的居住地，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在這里寫成的。
當年，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卻遭到懷疑和責難，黨內有聲音認為其“妨礙統一戰線”。農民運動到底好不好？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自1927年1月起，毛澤東歷時32天、行程1500余里，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的農民運動進行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
2月12日，毛澤東返回武漢，僅用4天時間就完成了2萬余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大量確鑿事實力證農民運動“好得很”。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序言中寫道：“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在農講所的大教室里，毛澤東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學員和慕名而來的工人、農民講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在黑板上畫了三根形態各異的竹子，一根向左彎，一根向右彎，另一根是直的。他告訴大家，要想把彎的竹子扳直，只有向相反的方向狠狠扳幾下才行，這就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道理。很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各地農民運動的指導理論，廣受歡迎。
武昌農講所盡管只辦了三個月，但培養的800多名農民運動干部絕大多數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們奔赴農村，猶如撒向神州大地的點點星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勢——
桂步蟾、李駿、陳振文等學員，畢業后在南昌起義中沖鋒陷陣；戴克敏、汪奠川、劉文蔚，參與領導黃麻起義，為鄂豫皖根據地建設作出積極貢獻；陳慕平，回到寧岡縣任袁文才農民自衛軍軍事教官，在迎接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程伯謙，組織發展了36個農民革命團，在方志敏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葛源暴動……
“在殘酷的斗爭環境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同志一直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為中國革命奉獻了青春與熱血。”高萬娥說。
回望來路，某種意義上，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組織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的歷史。革命年代里，把民眾組織起來，就找到了贏得戰爭勝利的“偉力”。新時代，面對種種風險挑戰，黨要發揮政治領導作用，依然需要把群眾組織起來，引導群眾聽黨話、跟黨走，不斷夯實執政的群眾基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管筱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