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7-09 08:38:45
最近，一面位于河南省信陽市新縣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的青磚墻，吸引了眾多媒體的目光。墻上用楷書豎排書寫著《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法令草案》，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唯一一件寫有土地法的青磚墻壁，現為國家一級文物。
由于年代久遠，青磚墻上一些字跡已經模糊，但它背后的故事歷久彌新：當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為確保墻面不被發現，方灣村村民以茅草糊墻面、在墻外堆柴草，將其巧妙保護起來。隨后十幾年，方灣村百余名群眾為革命流血犧牲，所有人都守護著這個秘密。直至上世紀60年代，方家后人修葺老屋，磚墻方才重見天日。
方灣村百余名群眾為革命流血犧牲，世事更替、村人換代，卻無一人泄露那面墻的秘密
這面青磚墻高1.42米寬2.68米，壁面以石灰泥抹平，潔白光滑，自右至左用毛筆楷書豎排書寫《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法令草案》，字體規范依稀可見，四周花邊圖案。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討論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
不久，文件通過地下交通線傳遞到鄂豫皖蘇區。由于斗爭形勢復雜，交通員帶回的信息與大會通過的法令略有出入。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寫成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法令草案》，不過總原則和主要內容是一致的。
文件帶到鄂豫皖蘇區后，鄉蘇維埃主席特地要求，全區最大的方灣村要在顯著位置，全文抄寫《土地法》。村蘇維埃主席和土地委員一起商量，不約而同選中灣子中間方應鳳家的前墻，這里緊鄰大路，便于觀看。窮苦出身的方應鳳對此很配合，于是就在他們家前墻砌出一塊6尺見方的“灰臺”，上沿還嵌上了一排用來擋雨的青瓦，委托寫得一手好字的村民把《土地法》“搬上”青磚墻。
1932年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清剿”，為確保墻面不被發現，方灣村農民以茅草糊墻面、在墻外堆柴草，厚厚的草糊殼形成了天然保護層。
隨后十幾年間，國民黨逐漸統治該地區，方灣村百余名群眾為革命流血犧牲，世事更替、村人換代，卻無一人泄露那面墻的秘密。國民黨反動派感嘆：“這里的三歲孩兒都紅到骨子里去了。”直至上世紀60年代，方家后人修葺老屋，磚墻方才重見天日，后轉入博物館保存。
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科研部主任劉貝貝告訴記者，一直以來，在鄂豫皖蘇區少數地主富農占有大部分土地，廣大貧農和中農人均只有少得可憐的地。《土地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的任務固定下來，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農民獲得土地，黨和紅軍獲得農民支持。”劉貝貝說。
在“以農立國”的農業大國解決土地問題，唯有“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產黨人可以做到
從1925年《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到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共產黨分階段、有步驟地帶領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把農民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
1948年，執教于北方大學的美國記者韓丁，在見證晉東南張莊土改后，創作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用“翻身”來形容土改中的農民：對于貧困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天朝田畝制度”“平均地權”……五千年歷史的波瀾起伏中，歷朝歷代嘗試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層出不窮。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深入人心，最終解決了中國的這個“千年難題”？
或許，我們可以從一尊普通的雕塑中揭曉答案。
廣東省海豐縣龍津河畔，一座總面積超過800平方米的院落高大氣派，彰顯著房屋主人不同尋常的身份。這是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少年時居住過的地方。
故居門前，《彭湃燒田契》的雕塑，講述著這位富家子弟變身無產者的故事：1922年11月，彭家兄弟分家，26歲的彭湃獲得豐厚家產。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給自己的田契，親自送給佃戶，佃戶們不敢要。于是，彭湃就想了個辦法，在家門口搭臺請農民看戲時，拿著一大捆田契突然登上戲臺，一張張宣讀田契所寫的內容、地點、畝數和佃戶姓名，然后當眾燒毀，當場宣布自己分得的土地均歸佃農所有。
這一把火，涉及田產達670多石，折合超5300畝。彭湃以其實際行動同情勞動者，與廣大農民一道成為真正的無產者。1924年4月，彭湃在廣州參與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并任第一屆和第五屆主任，培養了大批“堅韌卓絕的農民運動戰斗員”。
如今，在廣州市中山四路舉辦過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一座古建筑里，還能看到一面寫有“農為黨本”的紅旗。現代人習慣從左往右閱讀，“農為黨本”因此被讀成“本黨為農”。但無論正讀還是反讀，都彰顯著共產黨人的精神特質：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如1945年黨的七大所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正因為如此，在“以農立國”的農業大國解決土地問題，唯有“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產黨人可以做到。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不同歷史時期，因地因時制宜制定了著力解決農民問題的土地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繆德剛介紹，新中國成立前，黨在解放區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直到《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廢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合作化運動，農村土地由私人所有變革為農民集體所有，徹底解決了農村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黨順應農村經濟發展趨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釋放了農村生產力；2014年以來，中國農村進行“三權分置”改革，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對農村經濟土地多級產權發展的需求。
“中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前提下實現了農村經濟迅速發展，1978年中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4元，2020年為17131元。這個創舉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繆德剛說。
如此范圍廣泛、規模宏大的群眾，在短時間內被納入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并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善于組織和發動群眾，是共產黨人的看家本領。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指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1923年，中共“三大”黨綱指出：“至于農民當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中共“三大”還第一次作出了《農民問題決議案》。
同期，李大釗發表《土地與農民》等文章，提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1923年，李大釗介紹在北京大學求學的弓仲韜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派他回故鄉河北安平發展黨員，建立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弓仲韜回到故鄉臺城村后，率先創建“平民夜校”，以教農民識字為掩護，宣傳馬列主義，引導農民籌建農民協會，從中培養黨的積極分子，并發展本村青年農民弓鳳洲、弓成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8月，弓仲韜和兩名新黨員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共安平縣臺城特別支部”，直接受中共北京區委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
革命時期，黨的工作重心在農村，作為中國革命支柱的人民軍隊也主要是由穿上軍裝的農民組成。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注意到，在1921至1927年短短六年時間，中國共產黨成長為一個擁有近5.8萬黨員、3.7萬團員的組織，還有在其領導下的290余萬工會會員、900余萬農會會員和15萬童子團，其組織觸角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和各階層民眾從工、農、學到青、少、婦。“如此范圍廣泛、規模宏大的群眾，在短時間內被納入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并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國記者白修德訪問延安后與同事賈安娜創作了《中國的驚雷》，他們在書中描繪了“一個奇跡”：面對日軍的殘暴和國民黨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之所以能創造這一奇跡，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深入到每個鄉村的基層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號喚起了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日本人都無法想象的巨大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組織更是全國性地向農村地區延伸。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每個村都建有黨的組織，都有若干數量的黨員，還建立有青年團、婦聯、民兵等功能性群眾性政治團體，由此形成一個以黨組織為核心的農村政治組織網絡。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徐勇說，在傳統中國，農民社會長期以來是一個分散的而不是組織內分化的社會，相當多的農民連字都不識，被排斥在政治體系之外，也缺乏參與政治的意識和能力，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也具有了政治意識，并動員到了黨的旗幟之下。
“組織群眾、動員群眾，中國共產黨以強大的組織力，把全國人民凝聚在一起，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奮斗，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黨都不具有的強大優勢。”徐勇說。
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自律，是黨能夠在各種條件下獲得群眾認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舉措，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群眾紀律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是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克服脫離群眾危險的重要保證。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在黨章總綱部分明確規定：“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黨章要求黨員“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這些都是黨的群眾紀律最根本的要求和體現。
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自律，也正是黨能夠在各種條件下獲得群眾認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70多年前，遼西戰役如火如荼。錦州鄉間蘋果已熟，絡繹不絕行軍路過的解放軍戰士雖饑渴難耐，卻一個都沒有摘。他們說：“這是人民的蘋果。”一句話道出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區別于其他一切舊式軍隊的優良作風和鐵的紀律。
時間回放到1927年，秋收起義部隊正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毛澤東卻對部隊官兵鄭重宣布了三條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第三，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1月，當工農革命軍進駐遂川縣城時，毛澤東又宣布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條，發展成“八項注意”。
“人民軍隊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確立為最初的紀律和規矩，在老百姓中樹立起良好形象，使群眾成為黨和人民軍隊‘真正的銅墻鐵壁’。”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館長劉宇祥說。
中國革命勝利時，黨中央向領導干部提出三點要求，第一條就是：時刻不能脫離群眾、自覺接受人民監督。這一條，永不過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韓亞棟 薛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