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7-13 08:43:36
福建上杭，古田會議紀念館前的雕塑。
本書編寫組 編寫 中國方正出版社
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紀律自建黨伊始就是維護全黨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根本保障，就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有力武器。
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把政治的自覺性、紀律的嚴肅性結合起來，統一意志、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由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紀律從這里來》一書，透過一份份斑駁的告示、一幅幅發黃的照片、一張張模糊的收據等，挖掘其背后的紀律故事，以點帶面，展示了抽象的、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傳承的、發展的紀律，讓讀者真切感受到“紀律從這里來”。
“上次你們留下錢和信，這次我們備下好飯菜”
在福建省漳平市楊美村的一面墻壁上，保存著一封90多年前紅軍的“留款信”。1929年8月20日，紅軍進駐楊美村休整。進村之前，村里的百姓紛紛帶著財物躲進深山老林。然而就在8天之后，當紅軍再次途經該村時，百姓們紛紛喊道“救星來啦”，這一次，他們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熱情招待紅軍。
僅僅8天時間，群眾對紅軍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紀律從這里來》以群眾的視角，來體現黨領導下的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
“有的老鄉回家后，甚至不相信自己家里曾經住過紅軍，只是發現墻角陳年的灰塵被清掃干凈了，這才知道紅軍來過。”“柜臺上的一個瓷盤里，有賣剩下來的幾顆‘西瓜糖’和一包拆散的紙煙。紅軍走后，糖一顆沒動，煙一根不少”……
在村民蘇和家的墻壁上，紅軍留下了一封信：“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買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觀泗（蘇和的堂哥）老板手里。”
嚴格的紀律帶來的是群眾反應的變化。“上次你們來，留下錢和信；這次你們來，我已備下好飯菜。”我們黨贏得了越來越多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里，有一封泛黃的信紙。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涼水鄉，借宿在村民趙金和家。與趙金和協商后，紅軍向他購買了一頭肥豬，并請他帶了一段路。事后紅軍給了趙金和蘇維埃幣17.5元和一張兌換條作為買豬和帶路費用。1952年，趙金和之子憑兌換條在當地銀行將蘇維埃幣兌換成人民幣。
“為了誰、依靠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徹底劃清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舊軍隊的界線，使黨組織真正成為“領導的中樞”，凝聚力、戰斗力不斷增強；使黨領導的軍隊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經得起各種嚴峻考驗，得到人民的真誠擁護和歡迎。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加強與群眾血肉聯系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不吃老百姓一個蘋果”“紅軍進城，紀律先行”等一件件看似滄海一粟的小事，贏得群眾、贏得勝利。
紀律是發展演進的，紀律體系越來越完備、規定越來越具體，但不管內容怎樣變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始終沒有變。從“三項紀律”到“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再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入村規定”到“入城守則”，從黨的章程中的專章，再到一部部獨立的黨內法規，它們跨越時空，成為我們黨永不磨滅的歷史印記和文化符號，永遠融在共產黨人的血液里。
“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這首當年的歌謠，連同如林的擔架、如流的推車、如箭的小船，一起見證了億萬人民是如何一心跟著共產黨的。正如《紀律從這里來》一書所言，當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看到解放軍夜宿上海街頭的照片時，感慨而出：“我這才明白，這支軍隊為什么能夠打敗美國武裝起來的蔣介石數百萬大軍了。”
“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抗戰時期，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公里的路程，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排除萬難，源源不斷涌向紅色圣地。延安成為全國矚目的地方，不愿當亡國奴的同胞都在關注著這里。如何在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成為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現實問題。
《紀律從這里來》一書中，展示了現存于延安革命紀念館的一件舊皮包。皮包的主人，是曾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的雷經天。雷經天不僅見證了共產黨局部執政“試驗田”中司法建設取得的長足發展，而且也見證了共產黨在經受執政考驗時作出的堅定紀律抉擇。
1937年10月5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隊第六隊隊長黃克功逼婚未遂槍殺學員劉茜案發。此案在延安乃至全國引起轟動。如何處理此事，關系著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最終黃克功被執行死刑。
黃克功事件對黨的紀律建設產生重大影響。借由雷經天之口，毛澤東關于法與紀的重要思想被當眾宣讀——“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這也成為此后我們黨執行紀律的基本要求。
我們黨對成員的紀律要求，過去嚴格，現在嚴格，將來仍要嚴格。這也是我們黨形成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縱觀黨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書中梳理了各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把紀律說在前頭、講在明處的事例。1927年10月，毛澤東帶領部隊向井岡山進發時，提出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在西柏坡立下“六條規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中央提出“必須經常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進行反對腐化墮落現象的斗爭，經常把不可救藥的腐化墮落分子清除出黨”；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保障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以制定和執行《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破題，與時俱進深化作風建設、紀律建設。
歷經千錘百煉，我們黨越發朝氣蓬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應對好自身在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風險考驗，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正如本書寄語，“黨要始終走在前、做表率，就必須有比群眾更高的紀律要求；要保持執政地位，就必須反對特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今天的‘已然’中實則蘊含著深刻的‘必然’，我們只有從歷史中去深刻感悟這種‘必然’，才能更加堅定做好當前的‘已然’，才能順應歷史潮流贏得‘未然’！”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進入1948年，隨著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許多解放區連成一片，但各地仍長期保留著自治權，存在一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這些傾向在新的形勢下，已經嚴重影響革命事業的發展。站在政治高度，黨中央決定建立嚴格的請示報告制度，以加強集中統一指揮。
1948年1月7日，毛澤東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從當年起必須改正下級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匯報的不良習慣。按照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但指示發出半年多，東北局卻未按中央要求作綜合報告。對此，毛澤東給予嚴厲批評，指出“主要理由并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收到毛澤東措辭嚴厲的批評電后，東北局分別于8月15日和19日向中央作了檢討，認為“沒有提到政治的組織的原則高度去認識”“是一種政治上的錯誤與組織上的違犯紀律的行為”。
西柏坡是“立規矩的地方”，請示報告制度是西柏坡時期立下的重要“規矩”之一。在這次“不同尋常的點名批評”的背后，也驗證了一點：在黨的紀律中，政治紀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基礎。
1948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抓紀律建設，有力制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就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唱，“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遼沈戰役剛剛結束，毛澤東發出號召：“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紀律從這里來》一書，收錄了我們黨百年征程中關于紀律的諸多經典名句，這些紀律要求產生于特定歷史背景下，經過思想沉淀，成為寶貴財富，并傳承和發展下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請示報告制度等，跨越時空界限，現在依然是紀律建設的重要內容。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來的“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黨的七大上正式寫入黨章，一直作為黨的最根本的組織紀律。進入新時代，在“四個服從”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更加嚴明了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堅強的紀律保障。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形成了“把紀律挺在前面”“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等重要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在繼承傳統、觀照現實基礎上，講明白前人在紀律面前是怎么做的，引導黨員想明白自己該怎么做，切實將鐵的紀律轉化為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這是本書所要展示的真正涵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