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8-13 08:31:27
“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政治工作實質上是黨領導和掌握軍隊的工作。我軍作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成為黨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必須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堅定不移聽黨的話、跟黨走，必須做到黨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8月1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加強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確保官兵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出自《吳子兵法》“圖國”篇：“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吳子兵法》又稱《吳子》《吳起兵法》，相傳為戰國初期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教之以禮，勵之以義”，就是以禮和義作為教育、訓練將士的主要內容。這里吳起認為，治國與治軍的道理是相同的，必須用正確的倫理道德和禮法指導人們的思想與行動。以禮治軍，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在將士中樹立正確、統一的生死榮辱觀，使其自覺服從命令、堅決斗爭、不畏犧牲。
“以禮治軍”思想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禮》中有“以軍禮同邦國”，《禮記》中有“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軍隊的本質，是以強力手段為實現一定政治任務而斗爭的武裝集團。軍隊服從于政治集團的約束和指令，正是軍隊自身的本質要求。為了凝聚軍心，增強軍隊戰斗力，歷朝歷代在治軍上強調建設“仁義之師”，把仁、義、禮等道德和行為規范作為軍隊建設的依據，堅信“仁義之兵，行于天下也”，凡出師征討，要“凝士以禮”，“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尚書·牧誓》篇記載了武王伐紂的故事。戰前，周武王曾在牧野領著眾將士念出征誓詞，即“牧誓”。他指出，紂王倒行逆施，引得民怨四起，伐紂之舉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同時宣布了戰法和紀律，要求將士們在作戰時要勇猛果敢，不可后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牧誓使得將士們堅定信念、上下同心，斗志昂揚。
軍隊服從于政治，是古往今來不可移易的定律。人們認識到“民”是國家的根基，以禮治軍是為了實現以民為本，這也正是《孫子兵法》《司馬法》等兵法中常常能讀到“民本”“仁義”等理念的原因所在。
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失敗，部隊在轉移時，人心渙散、思想混亂，士兵逃跑成了公開現象。
正是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開始思考如何締造一支嶄新的軍隊，因此有了三灣改編，有了古田會議，從政治上、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給軍隊注入了黨的理想信念，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舊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誕生了。“黨指揮槍”，成為這支軍隊鐵的規矩。
這個規矩，堅如磐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啟程長征。出發時許多人不知要去向何方，卻唯一堅信“只要跟黨走，跟著抗日救國的理想走，就會有前途”。被圍追、被堵截，爬雪山、過草地……天大的困難，都未曾讓這支軍隊畏懼。最令人動容的，是歷經慘烈失敗、絕處逢生之后，每一名官兵發自心底的對黨的信賴和追隨。
這個規矩，寸步不讓。抗戰初期，國共第二次合作，蔣介石企圖分化、瓦解、“收編”紅軍。黨中央在軍隊性質、宗旨、指揮權等原則問題上，始終堅定不移，毫不退讓。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企圖以“政令軍令之統一”“軍隊國家化”名義，逼迫共產黨交出武裝。黨中央始終堅守底線，“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黨的旗幟就是軍隊的旗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任何舊軍隊的區別，在于它不是一個利益集團，而是一個價值觀集團；它不是一個以人身依附、關系糾結而成的軍閥武裝，而是一個用政治綱領和理想信念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在這支軍隊里，從赫赫戰將到普通一兵，都明白為誰打仗、為誰流血、為誰犧牲。
“清澈的愛，只為中國！”正是在黨的領導和培育下，新時代的中國軍人扎進莽莽群山、挺立冰峰雪谷，沖鋒抗疫戰場、堅守防汛一線，誓死捍衛祖國領土，守護人民安全。歷史和現實都昭示我們，人民軍隊要勝利前行，最根本的就是引導官兵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把軍心凝聚在黨的旗幟下，為強軍興軍而勠力奮斗。有了這樣的信念，這支軍隊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可能會流血，可能會犧牲，但絕不會潰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