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開展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3-02-17 09:03:19
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居延遺址出土的《永元器物簿》，歷經兩千年，出土時仍保持原狀。李自強 攝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文獻典籍是中華文化一脈相傳的重要見證。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保存歷史資料，保證了中華文化的延綿不斷。
殷商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上世紀初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其相關文物長期分藏于各地博物館和研究院。如今，“四大發現”相關文物終于薈萃一堂——2月15日，“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開幕式在國家典籍博物館舉行。
古文獻貫穿中國歷史長河，蘊含著中華民族寶貴而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思想智慧
從作為漢字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甲骨文，到記錄漢代居延戍邊吏卒生活的簡牘，再到被譽為“中國中古時代百科全書”的敦煌遺書，直至以內閣大庫檔案為代表的明清檔案，“四大發現”文獻時間跨度達3000年，貫通中國歷史和中華文脈，系統展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延綿不斷的發展歷程，述說著中華民族寶貴而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思想智慧。
“殷墟甲骨”展區，陳列著50種54件展品。講解員的細致講解，為人們開啟中華文化根脈的探尋之旅：記載商王田獵、獵獲麋鹿和兔的龜腹甲殘片甲骨2174，上面的象形文字“兔”，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現得生動傳神；甲骨5509記錄了商代日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載之一；甲骨6006看似微小，卻是經由甲骨文專家董作賓綴合而成，不僅印證了《史記·殷本紀》中相關記載基本正確，還對其中所記載商王順序進行了修正，解決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問……3000年前的刀契之美靜靜呈現在今人眼前，訴說著中華文化的源頭故事。
“居延漢簡”展區，81種155件漢代居延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簡牘生動展現了戍邊吏卒的生活細節。展品中有幾枚“習字簡”，略顯笨拙的筆畫，卻是當時戍邊吏卒不輟學習的反映。由于戍邊的特殊工作性質，剛剛放下鋤頭參軍的吏卒需要掌握一定的閱讀書寫能力，以適應軍中文書檔案事務。軍中沒有學校，只能靠自學，或向識字的同伴請教，并利用棄簡進行練習。塞上烽火與大漠孤煙，共同刻畫出2000年前恢弘壯闊的邊塞風光。
“敦煌遺書”展區則由“世界的敦煌”和“敦煌的世界”兩部分組成，49種50件展品集中展示中古時期我國社會、經濟、文化、藝術、醫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展覽還特別整理了敦煌遺書的裝幀形式。中國紙質古籍的大部分裝幀形式都能在敦煌遺書中找到樣本或雛形。
“明清檔案”展區展出展品69種123件，多方面記載明清社會發展史。記者被傳世最早的大型全天星圖所吸引。明崇禎年間，由徐光啟及湯若望等人合作完成《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代表了當時天文研究的最高水平，見證了中西方科學文化的交融。
此次展覽，四個專題的內容涉及社會方方面面，凸顯了典籍文獻在文明傳承中無可替代的作用。
以甲骨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長熊遠明認為，作為迄今為止中國發現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同時也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寶貴資料。
“四大發現”是中華民族輝煌歷史的珍貴記憶，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貢獻的歷史見證，也為我們研究中西文明互鑒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表示，“典籍文獻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對史料的解讀，展現中華民族的文脈傳承和不斷創新的精神特質，從而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社會主義文化創新注入新的活力。”
一代代學者和有識之士為文物清理塵埃，從物證中發掘歷史
此次展覽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各專題均側重于講述相關古文獻的發掘、發現，以及背后的人物故事，既有莊重敘事，又有生動表達。
這是一場文化尋根之旅——
近代以前，中國已知最古老的文字記錄在青銅器上，再向前，便沒有了文字的蹤跡。中國人一直對自己的歷史深信不疑，但在100多年前，卻很少有外國學者承認商朝的存在。
甲骨文跨越時空重現于世，使得存于典籍中的殷商歷史變得清晰明朗，有據可考。安陽小屯優越的自然環境，正是3000年前盤庚遷殷后“更不徙都”的重要原因。透過這些象形文字，可以看出商朝在農業、交通、醫學等方面的發展狀況。鮮活的甲骨文，記錄著那個時代的動人故事。
2022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殷墟遺址時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據悉，至今甲骨已發現約15萬片，經科學考古發掘的有35000余片，單字數量已逾4000字。甲骨文發現120多年來，甲骨學研究者遍布數十個國家，成為認知中國早期歷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工具。
這是一場見證歷史之旅——
中國古代有多次重要的簡牘發現，如漢代的“孔壁藏書”、晉代的“汲冢竹書”，每次新發現都深刻改變著中國的學術史。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邊塞遺址發現1萬余枚漢簡；1972年至1986年，甘肅省文物部門再次進行調查發掘，出土漢簡2萬余枚；1999年至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發掘，出土漢簡500多枚。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于黃河以西設立四郡。公元前102年，漢武帝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境內，設立居延、肩水二都尉，下令修筑烽燧塞墻，并派遣戍邊吏卒屯衛，作為河西走廊的屏障。
歷覽《史記》《漢書》這些傳世文獻，戍邊將士的日常生活情況幾乎湮沒無聞。居延漢簡的發現讓后人得以窺見2000年前的邊塞生活。
更為重要的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合撰的簡牘學開山之作《流沙墜簡》，總結出“二重證據法”，利用出土的簡牘材料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至今仍是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整理與研究的基礎方法之一。
這是一場找尋遺失之旅——
敦煌遺書氣象萬千，是4至11世紀多種文字的寫本，內容涵蓋中古時期幾乎所有學科。敦煌遺書的發現與流散，引發了世界學術新潮流——敦煌學。上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奔走巴黎、倫敦，抄錄拍攝敦煌遺書，刊發圖錄、錄文，拓寬了敦煌學研究領域。近年來，中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敦煌遺書進行廣泛深入探討，逐漸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話語權。
如今，中國向全世界開放共享6500多份來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遺址及敦煌藏經洞文獻的高清數字資源檔案。
敦煌，四大文明交匯點。它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而敦煌學，是世界的，更是中國的。
這是一場記錄興衰之旅——
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向來被視為施政參考、治國重器。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文書檔案制度臻于頂峰，明清檔案卷帙浩繁，是我國歷史上保存數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檔案。
清末，明清檔案屢經災厄，大量藏于禁宮的檔案屢遭劫掠損毀，部分珍檔散佚于世。
新中國成立后，檔案迎來新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故宮檔案館）除將抗戰時南遷的檔案運回外，還將散落故宮各處的檔案歸聚一處，并多方征集和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明清歷史檔案，形成了存世明清檔案的半壁江山。
百年來，前有王國維等先賢為之奔走疾呼，后有國家力量為之助力重生。時至今日，展覽中呈現的明清檔案文種豐富、內容紛繁，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已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
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創新傳播讓文物活起來，吸引著人們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燦爛
此次展覽預展一個月以來，每天都迎來各行業的參觀者。每一個人都懷著濃厚興趣，在各個展廳間徜徉。
“甲骨文是用小刀在龜甲和獸骨上刻字，所以它的字體就比較纖瘦；作為漢字的起源，它大多數是表意的，所以它的圖畫性比較強……”在“殷商甲骨”展區，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分校初一年級的馮子凡同學正在給媽媽講述自己對甲骨文的認知，稚嫩的聲音掩蓋不住他對傳統文化的學習熱情。和馮子凡所在學校一樣，如今，越來越多的學校將傳統文化創新形式、帶進課堂，讓學生感受古文字之美、古詩詞之美。
文明是需要傳承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此次展覽，融入聲光電等現代科技，以絢麗的視覺效果，激發觀眾的興趣。在電子互動屏幕前，一個將甲骨文和現代漢語簡體字“配對”的小游戲使得參觀者不禁感嘆，原來每天使用的漢字竟然和3000年前的古人如此相似。“立體畫卷”“姓屬林”“模擬占卜場景區”等特色場景，利用空間立體復原以及聲光電相結合的手段，讓參觀者近距離感受殷商氣息。展覽如同一部沉浸式電影，文物是劇中演員，講述中華文明故事，構建共同精神家園。觀眾觀賞每一件文物，如同隨著“劇情”發展，穿越歷史長河，認知歷史、讀懂中國。
文獻從來不是冰冷的遺存，而是活著的歷史。在國家圖書館展覽部主任顧恒看來，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從“四大發現”到“四大顯學”卻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我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代中國人不懈鉆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并傾力保護文化遺產的必然結果。
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圍繞古籍工作，《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和《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先后印發實施，對在新的起點上推進古籍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這些都為我國做好新時代文物和古籍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基本原則。
上下五千年，“何以中國”，是中華民族的永恒命題。以物記事，以事敘史，以史啟思，這些珍貴的文獻典籍，不僅回答了“我們從哪里來”，也昭示著“我們到哪里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