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3-04-14 08:52:40
2023年4月12日上午，武漢市廉政文化公園，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青山鎮街道紀工委干部在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群雕前獻花，緬懷革命先烈。何瑩 攝
黨的二十大發出“三個務必”的偉大號召——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從首屆中央監委起，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就是紀檢監察機關極其重要的品格，一直在紀檢監察干部身上傳承。
“再苦再累，我們也要革命到底”
回望歷史，黨的紀檢監察機關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誕生，在艱難斗爭條件下開展工作。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黨的五大在武漢召開，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
其時，隨著大革命的蓬勃發展，黨員人數迅速增加，從黨的四大召開時僅有994名，躍升到黨的五大召開前夕的5．8萬名，然而對于黨員的教育卻不夠，毛澤東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曾說這一時期“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
黨的五大召開前半個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腥風血雨中，有李大釗這樣的黨員，但也有黨員貪生怕死、貪慕榮華，不敢斗爭、不善斗爭，放棄共產黨員的身份，甚至公開叛黨。這對黨的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
唯有對這些意志不堅、黨性不純的黨員進行斗爭，將其剔除出去才能維護黨的純潔性。1927年5月至7月，首屆中央監委依照黨紀先后嚴肅處分了包惠僧、蕭人鵠、陳九鼎等黨員干部，并審慎穩妥處理王基永等的問題。首屆中央監委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在復雜嚴酷的革命斗爭形勢下樹起了嚴格黨紀的大旗。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八七會議后，首屆中央監委成員各自都有不同的革命任務，不同之中也有相同的地方——以斗爭的精神奮力開創革命事業的新途。
首屆中央監委副主席楊匏安，是一位可與李大釗相提并論的理論家。他早年曾在《廣東中華新報》上開設“世界學說”專欄，系統介紹各種學說，在那個思潮競起的年代中，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1919年11月至12月，楊匏安在該專欄連載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幾乎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時，這篇七八千字的雄文，對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剩余價值學說等進行了系統全面的介紹，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又一件銳利的思想武器。
呼喊出“我們最服膺馬克思主義”的楊匏安，1929年到上海參加黨的報刊出版工作。楊匏安利用業余時間，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翻譯、撰寫了《地租論》《西洋史要》等著作。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楊匏安的處境并不安全，而一家人的生活更是艱難，妻子拖著病體去工廠做工，他自己則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母親和孩子清晨上街叫賣。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楊匏安鼓勵家人：“再苦再累，我們也要革命到底。”
1931年7月，因為叛徒告密，楊匏安再度被捕。這已經是他第四次被捕入獄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要員紛紛來勸降，只要他登報宣布與共產黨脫離關系，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楊匏安堅定表示：“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他留下一封與家人的訣別信，今天我們可以在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中，看到楊匏安之子楊文偉抄寫的這封訣別信：“近日有南京舊識來勸我，我不為所動。家人千萬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錢和物，如果不能生活，立即南返。玄兒不可頑皮。縫紉機雖窮不可賣去。”
訣別的時刻就要到了。為了鼓勵獄友堅持斗爭，絕不投降，他寫下了一首《示難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相視莫潸然。”
“抓這件事是我的責任，我不管誰管？！”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會議決定正式恢復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陳云同志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
陳云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時已73歲，且身體狀況不佳，而中央紀委恢復之初，任務繁重，他表示將盡自己的力量來工作。早在1939年，陳云就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列出了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第一條便是“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一個愿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正是這樣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讓他在古稀之年勇挑重擔，擔任了九年中央紀委第一書記。
陳云領導中央紀委的工作，從抓黨風開始。1979年1月4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紀委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1月26日發布的通告，指出了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保護黨員的權利，發揮黨員的革命熱情和工作積極性，同一切違反黨紀、破壞黨的優良傳統的不良傾向作斗爭，協助各級黨委切實搞好黨風”。這份通告還提出了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必須遵循的幾項原則，其中一項是“敢于斗爭，剛直不阿”，“凡是怕字當頭、回避矛盾、屈從壓力、阿諛逢迎、不能堅持原則的人，不能做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紀檢監察干部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面對貪污腐敗不敢亮劍、不能進行頑強斗爭，不僅是不稱職的問題，更是理想信念缺失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經濟領域活力涌動，也出現了令人咋舌的犯罪活動，其中還有一些黨員干部參與其中。他們利令智昏，罔顧黨紀國法，貪污受賄、走私販私、投機倒把，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
陳云是從事經濟工作的行家里手，新中國成立初期，他領導和部署開展的“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等財經戰線的斗爭，巧妙利用經濟規律，沉重打擊投機資本，可以說是善于斗爭的典型。對于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他認為“阻力再大也必須辦”，陳云本人更是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抓這件事是我的責任，我不管誰管？！我準備讓人打黑槍，損子折孫。”
1983年，“改革開放第一案”在汕頭落幕，原海豐縣委書記王仲被執行極刑。王仲在海豐任職期間，大量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唆使、縱容家人參與經濟犯罪活動，讓他們銷贓牟利。整個縣的走私販私活動泛濫成災，當地黨風政風社風受到嚴重污染。陳云對此案十分關注，多次聽取案情匯報，并派王鶴壽去海豐督查。陳云認為，若不對王仲進行嚴懲，對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斗爭是不利的，對改革開放也是不利的。
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紀檢監察工作始終與黨的中心任務緊密相連，紀檢監察機關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正風肅紀反腐，有力推動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為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想一想，對‘大誘惑’有沒有動過心”
安徽績溪，山川秀麗，名賢輩出。在績溪博物館內，有一方天地專為紀念一位新時代的紀檢監察干部。他的名字叫李夏。《飛鳥集》中有一句經典的詩，“生如夏花之絢爛”，李夏的人生旅程并不長，卻足夠絢爛，令后人思之不已。在李夏同志先進事跡陳列館中，有一件他與四歲的女兒共同制作的“廉政筆筒”，樸素的筆筒上鐫刻著兩句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這兩句詩出自包拯的《書端州郡齋壁》，是他表明自己志趣的一首詩。端州以生產做工精致的硯臺而著稱，包拯離任端州時，不持一硯歸。在包拯看來，清心寡欲、剛直不阿是修身之本。這樣的理念無疑也打動了李夏，紀檢監察干部不僅是與腐敗做斗爭，也每時每刻在與自己的私心雜念做斗爭。李夏曾在筆記本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想一想，對‘大誘惑’有沒有動過心，對‘小意思’有沒有沾過邊，對‘微腐敗’有沒有黑過臉。”
打鐵必須自身硬。只有守住自己的清廉底色，才能理直氣壯與腐敗做斗爭。李夏生前是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荊州鄉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縣監委派出荊州鄉監察專員。作為一個“城里娃”，他主動要求來皖南山區偏遠鄉鎮工作，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正風肅紀反腐第一線做出了實績。李夏敢于較真碰硬，突出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這個重點，主辦參辦問題線索77件，立案審查32件，給予黨紀處分31人次，推動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基層延伸。
鄉村是個熟人社會，抹不開面子就干不好紀檢監察工作。面對老熟人的違紀行為，李夏認為“一是一，二是二”，一定要堅守原則底線，不能因私廢公。他耐心細致地做老熟人的思想工作，終于讓老熟人從不理解到理解，從不服氣到服氣。紀檢監察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在勇于亮劍的同時，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將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到紀檢監察工作全過程。
2019年8月10日，在抗擊超強臺風“利奇馬”時，李夏在轉移群眾過程中突遭山體塌方，以身殉職，年僅33歲。
新時代涌現出了一大批像李夏這樣對黨忠誠、恪盡職守的紀檢監察干部。湖北省咸豐縣清坪鎮原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縣監委派出清坪鎮監察室原主任謝睿就是其中的一位。作為最基層的紀委書記，他認為紀檢監察干部要敢于動真碰硬，絕不能當“木匠”——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不能當“泥水匠”——東攪西拌和稀泥、當老好人；要敢于當“鐵匠”，打鐵必須自身硬，打出來的也是硬邦邦的鋼釘。對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小漏洞”“小疏忽”“小錯誤”，他從不放過。2020年9月15日，謝睿在扶貧聯系村查看民房改造情況時，從一戶居民家的二樓意外摔下、不幸身亡，年僅39歲。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紀檢監察干部，要始終將忠誠干凈擔當、敢于善于斗爭作為對自己的要求，加強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養成，把嚴的基調、嚴的措施、嚴的氛圍長期堅持下去，以永遠在路上的冷靜清醒正風肅紀反腐，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展現新氣象新作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