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3-10-31 08:50:55
19世紀中期，自然科學的一系列重大發現，從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聯系，充分展示了自然科學從經驗到理論、從分析到綜合的發展過程，為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提供了豐富的依據。
1870年，恩格斯遷居倫敦。為了進一步論證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闡述自然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全面總結自然科學的新成就，開始撰寫《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認為，近代自然科學，是以經驗和科學實驗作為基礎的，“一切觀念都來自經驗，都是現實的反映——正確的或歪曲的”。同時他也指出，雖然基于經驗的思維方法很重要，但要實現人類認知的進步，必須把具體的、直觀的思維轉化為本質的、理性的思維。
恩格斯這樣描述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進程：“經驗的自然研究已經積累了龐大數量的實證的知識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領域中系統地和依據其內在聯系來整理這些材料。”隨著人類知識大廈的不斷增高，自然科學各領域之間的關系也開始凸顯，在以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研究領域，“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
當時的科學發展，為恩格斯的這些觀點提供了豐富的佐證。比如，第谷和開普勒用天文觀測和數學計算總結出行星運動三定律，伽利略用斜面實驗總結出慣性定律，但是他們不能從事物的普遍聯系上把握自然界機械運動的一般規律。而牛頓則總結出牛頓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從而完成了自然科學的一次大綜合。同樣，生物學家達爾文用豐富的材料、辯證的分析、精辟的論證，把進化論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解開了生物進化和人類起源之謎。達爾文的進化論，也被恩格斯譽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
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對理論思維的運用，是基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主觀辯證法和客觀辯證法的區別和聯系之上的。恩格斯認為，主觀辯證法不過是自然界客觀存在的本質和規律在人的頭腦中以概念的形式體現出來。但這并不意味著主觀辯證法是被動的和固定的，恰恰相反，自然界中的對立統一反映在概念體系中，而概念體系經過加工后又深化客觀進程的發展，“這些對立，以其不斷的斗爭和最后的互相轉變或向更高形式轉變，來決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把理論思維看作“運用概念的藝術”，而概念自身不是固定的東西，它隨著歷史變遷而發生變化，因此理論思維也必然隨著歷史的變遷而不斷發展，其變化和發展的依據就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他說：“我們的主觀思維和客觀世界遵循同一些規律，因為兩者的結果最終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支配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
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一些國家熱衷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工業和投機事業，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也存在狹隘化、庸俗化傾向，以致把辯證法和黑格爾哲學一起拋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停留于片面經驗、忽視理論思維的危害，同時強調：“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
恩格斯把理論思維看作“最重要的思維形式”，是“才能方面的一種生來就有的素質”，但這種才能需要通過學習以往的哲學史來獲得，是時代的產物。他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
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恩格斯的這一論點，不僅適用于自然科學領域，也適用于人類科學的各個領域；不僅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4億多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
誰掌握并運用好理論思維，誰就能夠站到科學的最前沿，登上一個時代科學的最高峰，并引導實踐取得成功。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并將其貫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百年黨史反復印證，理論思維對于確保黨的各項事業沿著科學發展的道路前進，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新時代新征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理論思維的系統體現和集中表達。廣大黨員干部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切實做到用黨的創新理論涵養正氣、淬煉思想、升華境界、指導實踐，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