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詩書寄厚望 教誨啟后人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晚年自號抱冰，祖籍直隸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出生于貴州貴筑縣（今貴州省貴陽市六洞橋），晚清名臣，曾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軍機大臣等職，倡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重工業的重要創始人。卒謚文襄，一生著述輯為《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的治家理念主要體現在他的家書、《續輩詩》和臨終遺訓中，教育后人“兄弟不可爭產，志須在報國，勤學立品”。

他是一個復雜的集合體，一生跨越五朝，經歷政經軍學教，任疆吏數十年，產生了許多重大影響；他又是一個歷史的接榫點，既是封建時代的官僚，又是近代企業的巨子，許多歷史興革都留下他的身影，一如晚清許多名臣能吏，即便蓋棺亦難論定。然而，有一點卻評價一致，那就是他一生以廉立身，心系家國；以道治家，情寄后世。

這個人便是晚清重臣張之洞。

張之洞祖輩四代為官，都以清廉著稱。張之洞出生時，其父張锳正在貴州興義府擔任知府，張之洞便在貴州度過了童年。張锳對孩子們的學習要求嚴格，為張之洞及其兄弟廣聘名師，遍購藏書。憑著扎實的功底和家學熏陶，張之洞16歲考中了直隸順天府第一名舉人，27歲考中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仕途的大門開始向他緩緩打開……

從清流到學政，從封疆大吏再到中樞，張之洞為官一生，十分注意維護自己的廉潔形象。無論撫晉、督粵、經營荊楚，還是入贊廷樞，都以干練務實的作風，清廉無私、銳意進取的精神，大得人望，被“一時稱賢”。這一方面得益于儉約知禮的家風、“貧而力學”的家訓，另一方面緣于他堅定的廉潔信念。

廉于自身，保持儉樸清約的生活。張之洞幕僚辜鴻銘評價他：“全中國的總督衙門再也沒比他的衙門更破舊不堪，或更不講排場的了。”

廉于聲譽，不做與身份不符之事。他“服官所到，從不收受屬吏饋送禮物”，哪怕一本書、一方硯，他都拒于門外。他有權選拔官費留學，也讓兒子去海外學習，以“開擴胸襟，增益不能”，但為避嫌，讓其“自備資斧，不領薪水”。

廉于公利，正身率職。張之洞一生“往往排眾疑，決大議，能以一身開天下風氣，而不為風氣所轉移”，完成諸多“他人不愿為，且不能為”的大業，為推動中國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貢獻。他心中只有公務，“私利不可講，而公利卻不可不講”。治鄂期間，“能示人廉，能潔己勤，能率屬”，使湖北面貌煥然一新。

廉于立德，大倡名節廉恥。做京官時，“不避嫌怨，不計禍福”做疆吏時，“不分畛域，通籌大局”；他教育后輩，“悉故鄉風味、稼穡艱難，于宦途世事未必無益”；他認為“官無瑕疵，四民自然畏服須當惠法兼施，方盡父母斯民之道”，將正義、公利和個人理想融合起來，“一身以開天下風氣”。

以身作則方能教子以正。1860年，張之洞第一個兒子出生時，他便寫下了一首《續輩詩》，作為張家自他之后二十代子孫的排名依據，更重要的是，這首詩也成為子孫后代為人處世的準則，銘刻在每一位后人的基因之中。

“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通津為世用，明道守如珍。”仁厚、忠良、通津、明道，集中體現了張之洞對子孫的期冀和要求，對應治家、報國、立業、修身四個方面。在治家上，他要求以仁愛寬厚治家，子孫要遵守家法家規，不得違反；在報國上，他要求子孫不論當官還是為百姓，都得做忠良，報效國家；在立業上，他要求子孫要有開放的胸懷，用自己的學識來造福國家和百姓；在修身上，要明白世間的真理，遵守傳統美德。

同時，張之洞還通過家書不斷提出具體要求。首先要有“國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的抱負，學業上要“努力上進，盡得其奧。勿憚勞，勿恃貴，勇猛剛毅，務必養成一軍人資格”，意思是不僅要學有所成，還要養成勇猛剛毅的軍人品質。處世上不要以“官二代”自居，而要“自視為貧民，為賤卒，苦身戮力，以此事于所學”，達到“磨煉身心”的目的。修身上要“盡力求學，勿妄外騖”，讀書心無旁騖，杜絕不良行為。臨終之際，張之洞再次囑托：“兄弟不可爭產，志須在報國，勤學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在張之洞“矯然自拔于污穢”的志行修潔、勤勉奉公的榜樣示范和嚴正的家訓家規影響下，張氏子孫世守廉儉，代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