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5-08-15 09:07:57
雄安古州城遺址出土的唐代龍首。該龍首應為脊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運用現代技術歷時半年完成修復。
“都鄉定里”陶量。“都鄉”是秦漢時期的行政單位，該陶量的發現實證了古州城為漢代鄚縣縣治所在。
近日，觀眾在“長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現場參觀。劉同華 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繼續加強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護水平，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實支撐，讓中華文明瑰寶永續留存、澤惠后人，激勵人們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近日，由中國歷史研究院主辦的“長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幕。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在雄安古州城遺址發現的重大考古成果首次面向全國系統展示，生動呈現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及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修復的唐代龍首、戰漢時期陶量等珍貴文物首次向公眾展示。
喚醒沉睡的千年古城
雄安新區，千年大計。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以來，考古工作同步推進，263處不可移動文物遺存、8座古城漸趨明了，新區腳下8000年的歷史文脈也日漸清晰。
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遺址，也是燕云十六州城址之一。《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里。”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北方豪強的金戈鐵馬，最終和無數古城一樣，靜靜地湮沒在歲月的塵埃之中。
201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組建的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在白洋淀畔，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遺址。八年來，考古工作者對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余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揭示了遺址內外雙重城址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五代的時空框架。時過境遷，滄海桑田，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墻仍巍然矗立，向今人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一段歷史的激蕩與變遷，一個文明的堅韌與輝煌。
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都鄉定里”陶量，成為揭幕過往的實證。這件陶量因外壁刻有“都鄉定里”四字銘文而得名，是2021年雄安古州城遺址出土的一件“重器”。專家介紹，陶量是我國古代用于測量容積的器具，經考古隊實際測試，“都鄉定里”陶量的容積為2067毫升，相當于漢代的“十升”，也就是“一斗”。更為重要的是，“都鄉”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都鄉定里”陶量的發現，實證了古州城為漢代鄚縣縣治所在。從秦漢至唐代，歷經千年，鄚縣發展成鄚州，后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
經考古發掘、文獻資料整理，這里曾發生過幾次較大的變遷。關于古州城遷轉的原因，通過多年的考古工作與研究也有了初步結論，即除了唐末五代戰亂割據因素以外，主要原因可能是五代末年一次罕見的水災，導致古州城被毀。洪水過后，在政治、民生與鞏固邊防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于舊鄚縣城（今日古州城）西南不遠處的漫灘高地，新建了一座鄚州城址（今日鄚州城遺址）。
據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隊長何歲利介紹，這里的歷史沿革長達2000余年。如今地表上還殘存有5—8米的夯土城墻，是雄安新區至今保存最好、歷史沿革最為清晰的千年古代城址。城址承載著雄安新區千年的發展與歷史文化，城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對于研究冀中地區古代州、縣城市歷史面貌、社會發展、城市變遷與民族融合等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歷史文脈的載體與實證
這次展覽的“鎮展之寶”，是兩件唐代龍首。何歲利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
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州城唐代高等級寺院遺址中發現兩件陶質龍首，引發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經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歷時半年的精心修復——運用三維掃描、虛擬拼接、脫鹽保護及顯微成分分析等前沿科技手段——龍首得以恢復原貌。這兩件龍首不僅是唐代建筑藝術的杰出代表，更是京津冀地區首次考古發現的唐代高等級建筑脊飾實物，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該成果入選該實驗室2025年度首場重大成果發布名單。
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據實驗室助理研究員、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采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熒光分析、三維激光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筑構件原貌。
何歲利認為，唐代是龍文化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階段，龍形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包括西域文化在內的一些元素，應用范圍除了建筑裝飾外，也擴展到壁畫、繪畫、石刻、陶瓷日用器、金銀器、服飾等，深入到生活的各個角落，體現出大唐文化的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與自信。唐代龍首及所在的古州城遺址等眾多考古遺存，距今已有千余年之久，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脈的重要載體與實證。
展覽中有一件唐代的灰陶紡輪，呈圓餅狀，居中穿孔，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仿佛在講述著當年男耕女織的靜好歲月。在古州城遺址的發掘中，隋唐時期的地層中出土大量的紡輪，說明當時河北地區紡織業高度發達。
根據文獻記載，隋唐兩代，尤其是唐代前期，河北、河南兩道是重要的絲綢產地。莫州向朝廷進貢則以綿為主。租庸調中，莫州地區以絹、綿為調。唐河北地區是重要的絲綿產地，如河北定州何名遠“家有綾機五百張”而聞名于世，何名遠很有可能屬“昭武九姓”，即沿著絲綢之路來華的粟特人。
除此之外，漢唐城墻、隋唐水井、唐代寺院等豐富遺跡，更加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
文明的深厚積淀與雄渾回響
展覽最后一部分名為“長安遺珍”，講述的是唐代長安和莫州兩城的時空對話。盡管長安和莫州遙距二千三百里，但出土的文物卻共同詮釋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特質與強大向心力。
不少展品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兩地出土的唐時期的瓦當。據何歲利介紹：“從整體的布局來說，跟長安城出土的蓮花紋瓦當大同小異，都是核心是蓮蓬，外圍是蓮瓣，再外圍是聯珠紋。但是古州城出土的瓦當出現了兩圈的聯珠紋，也說明在建筑材料的制作上，對長安城一種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也展示出大國一統的局面。”
穿越時空，長安、莫州相距二千三百里的兩座城，共同編織著中華文明獨特的基因圖譜——開放包容、交流融合，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千年雄安，遙望長安。
習近平總書記在為2024年11月18日于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中國·唐——一個多元開放的朝代（7至10世紀）”展覽題寫序言時指出：“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鼎盛的一個朝代，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藝術恢弘、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響輻射亞洲，并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歐洲。”
雄安古州城遺址最新的考古成果，是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與實踐的重要體現。本次展覽通過展示雄安的輝煌歷史，揭示了大州郡縣在漢唐國家治理與文明交流中的重要角色，同時見證了新時代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也有力詮釋了文物保護工作“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方針，成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歷史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寶貴資源。
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雄安，不只有創新和未來，還有傳統文化自信。在這里，從大地延續而來的歷史文脈綿延不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新時代的雄安世紀之城拔地而起，共同激蕩著中華文明的深厚積淀與雄渾回響，演繹著雄安新的千年故事。（穆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