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5-10-30 08:41:05
今年是鄒韜奮同志誕辰130周年。鄒韜奮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卓越的新聞記者、出版家和偉大的愛國者，是“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毛澤東同志以“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對韜奮精神進行了概括。韜奮精神蘊含著對人民立場的忠實踐行、對公共責任的勇敢擔當、對新聞理想的執著堅守、與黑惡勢力的不屈斗爭，映射出其穿越時空的力量。
鄒韜奮以其畢生心血，用犀利之筆為人民大眾服務，為抗日救亡吶喊，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今天，深入挖掘韜奮精神這座富礦，汲取其中的廉潔文化養分，對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弘揚踐行清正廉潔價值觀、涵養風清氣正政治生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以人為本：涵養“一枝一葉總關情”的初心
韜奮精神的靈魂與精髓，在于其以人為本、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立場。鄒韜奮時刻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視讀者為摯友與生命線，將“竭誠為讀者服務”作為畢生宗旨。無論是《生活》周刊還是其后創辦的其他報刊，均飽含著他對人民大眾、對普通讀者的深沉的愛。
鄒韜奮窮其一生都在為籌辦一份真正的“人民的報紙”而奔走，一生總共創辦并直接主持過“五刊一報一書店”。在辦報實踐中，他始終關注革命形勢的動態、勞苦大眾的悲歡、知識青年的迷茫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掙扎。1932年，在感到《生活》周刊不能滿足抗日救亡革命形勢需要后，他便著手創辦《生活日報》，并表示：“言論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我希望《生活日報》成為真正‘人民的報紙’”。1937年1月，他在國民黨看守所中寫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個新聞記者，在今日要做的還是個新聞記者——不過意識要比二十年前明確些，要在‘新聞記者’這個名詞上面，加上‘永遠立于大眾立場的’一個形容詞。”這種大眾立場，展現了其在新聞出版實踐上的以人為本的價值立場。同時，鄒韜奮具有為大眾“服務之徹底精神”。為更好服務讀者，他在《生活》周刊設立“讀者信箱”欄目。大到關于社會公正、求學就業、家庭生活，小至交友之道、婚姻戀愛、個人情緒等，來信內容種類繁多，鄒韜奮都視如珍寶。面對讀者求助，他奔走呼吁；面對讀者困惑，他耐心解答；面對讀者疾苦，他感同身受。他每天要用整個半天來看信，針對來信具體困惑，不厭其煩進行認真作答并給出解決建議。鄒韜奮說道：“做編輯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看讀者的來信，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討種種問題，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這種立場和精神，彰顯了其以讀者之憂為憂、以讀者之樂為樂的赤子之心。
責任為魂：淬煉“鐵肩擔道義”的風骨
“責任”二字，是貫穿韜奮精神的一條準則。鄒韜奮深知報刊作為社會公器所肩負的千鈞重擔，因此他堅持公器公用，不斷發表公論，做民眾的喉舌，不斷啟迪民智、促進革命、推動進步。韜奮精神展現的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人民利益的深切關懷，對民族救亡與人民解放事業的抱負和執著，對革命文化事業的擔憂擔當。
鄒韜奮身上的責任感與民族危機密不可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民族危亡的緊急形勢，鄒韜奮積極投身革命運動。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公開闡明自己抗日救國的政治立場。1931年9月，在“九一八”事變后出版的第一期周刊上，他憤慨地寫道：“本周要聞，是全國一致傷心悲痛的國難，記者忍痛執筆記述，蓋不知是血是淚！”為此，鄒韜奮不僅一口氣寫出《應該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眾實力》《一致的嚴厲監督》《對全國學生貢獻的一點意見》等四篇“小言論”對日本的企圖進行批判揭露，同時還針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發表《寧死不屈的保護國權》《寧死不屈的抗日運動》《寧死不屈的準備應戰》等評論文章號召民眾積極抗日。他表示：“保護國權，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抗日運動，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準備應戰，亦須全國人人有決死之心；故人人有決死之心，實為救國的首要條件。”鄒韜奮以筆為槍，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社會進步而大聲疾呼。這份“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錚錚鐵骨，體現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要義。
奉獻為核：追求“捧著一顆心來”的境界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韜奮精神的生動寫照。鄒韜奮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自己鐘愛的新聞出版事業。他在編校工作中格外敬業，在生活中安貧樂道、艱苦樸素，常年超負荷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鼓勵同仁繼續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奮斗。
在編校質量上，鄒韜奮始終堅持一絲不茍。他說：“我的工作當然偏重于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正如此，鄒韜奮對工作傾注了全部熱情與精力，常常通宵達旦審閱稿件、撰寫評論，以致積勞成疾。即使在病榻之上，他仍心系刊物、牽掛讀者。鄒韜奮對于報社管理也十分嚴格，他嚴拒各方饋贈，哪怕是為報刊生存所急需的商業廣告，也以內容真實、不損害讀者利益為準則。同時，盡管他創辦的報刊發行量巨大，影響廣泛，但他個人生活始終清貧簡樸。他將報刊的大部分收入用于事業發展、改善職工待遇和資助進步革命文化事業，自己則甘守清貧。這種超越物質享受、追求精神富足的境界，彰顯了“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價值底蘊。
斗爭為劍：鑄造“敢善斗爭”的銳器
鄒韜奮一生堅持與反動派勢力作不屈斗爭，從不妥協。他堅守新聞的真實性原則，視真實為報刊的生命線。面對強權壓力與利益誘惑，始終堅持報道真相、發表公論，不為任何政治派別或商業集團所左右，對人民大眾負責，對國家民族負責。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正是光明磊落、實事求是、堅持原則的深刻體現。
鄒韜奮十分珍視報刊作為社會公器的神圣意義，堅定不移反對將其私有化、工具化。他即使犧牲經濟利益，也會斷然拒絕任何試圖收買報刊言論的行為。因為他深知，公器一旦沾上私利，便會失去公信力，進而喪失生命力。這種將公共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公器觀念，生動揭示了廉潔文化的關鍵要素——公共權力一定要為公共福祉服務，絕不允許以權謀私或公權私用。鄒韜奮的《生活》周刊和《大眾生活》以及生活書店，一直堅持為抗日救國發表主張。對此，國民黨高度警覺，并不斷向他施加壓力。1932年1月，國民黨將軍胡宗南拜訪鄒韜奮，以討論《生活》周刊的社會主張為由頭，要求鄒韜奮改變立場，擁護國民黨。他據理力爭，嚴詞拒絕：“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鄒韜奮絕不妥協的態度觸怒了國民黨，因此《生活》周刊隨后受到國民黨的種種打壓和限制。再后來，鄒韜奮又多次拒絕國民黨特務、上海灘青幫等的威逼利誘和政治收買，而選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最終在報刊和書店事業受到國民黨的無理查封后，憤而辭去國民參政員職務，離開重慶，以表示對國民黨的堅決抗議，保持了愛國愛民、追求民主進步的知識分子氣節。
韜奮精神蘊含的力量，能夠為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動能。其人民立場、責任擔當、無私奉獻、敢于斗爭的品質，同廉潔文化建設精神同質。新征程上，我們應發揚歷史主動精神，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揚韜奮精神中蘊含的文化價值，讓韜奮精神在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發揮新的作用，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力量。（陳云龍 肖偉光，作者分別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